走进教室，站上讲台，风把书页哗啦哗啦地翻开，一幅画水墨般映入孩子们的眼帘——一个人一支枪凝视即将黎明的东方，嘴角微扬若有所言。桌椅咿呀和孩子们的笑声一一消散，一个形象在迷雾后面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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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踞戏台上座，军队吹号声中台上戏子舞着大刀，台底下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看见白脸贼人被杀时大家拍手叫好。人群后面多了一个戴墨镜的人，他很快注意到了，大声将那人喊住：“杨校长，请坐！不知杨校长今晚哪来的雅兴，竟肯光临指导。”那人支支吾吾应了一声，扭头走了。戏班子继续，我看见他眼底的警惕和脖颈的汗。
人群散去后，我依稀听到近在耳边声音“王伯高同志，刚才多亏你发信号，我们集福票友社才安全从后院转移。”“你们宣传抗日，主张民主，袍哥坚决支持。”他悄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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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刚才看到他右手上有老茧，不该只是个普通百姓。再抬眼时，前面满是风沙，他骑在马上，贵为团长，意气风发。“报!二十八军准备行军……”他满脸惊愕道：“我原想在部队中做点利国利民的事，却没想到反而充当了军阀混战，残害同胞的工具！”说罢，解甲归田。
高昂的声音从远方的田埂上传来：“我再也不任军政职务，你们千万不要做反动政府和封建军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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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四号牢房里，满身尘土，稍稍抬手严刑拷打后的伤口就撕裂地疼痛，但却扭头笑着和隔壁三号牢房的杨伯恺、于渊打趣。那天监狱的脚步声格外急促，院子的一口铁锅里，特务们正在烧着东西。他和难友们拥向铁窗，望着满天飞舞的纸灰，他们激动地喊道：“看呀，下雪了，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他们喊呀，笑呀，笑中带泪，泪中含笑。那天深夜，他和难友们被押到成都西郊十二桥边，他早已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当刽子手举枪作恶时，他转过身来，凝视即将黎明的东方。
风把书页哗啦哗啦地吹响。我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稚嫩又庄重的脸，听到教室里轻微的啜泣之后长久的沉默，明白王伯高烈士的事迹已深深印在了他们的心上。
（本文作者系民盟崇州市支部入盟积极分子、崇州市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