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5-17]
文章来源:《群演》
作者:李朝林

      194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年。是年7月4日,74岁高龄的张澜,在范朴斋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入住上清寺特园。此次重庆之行,时间之长、事务之忙、影响之大、收获之多,无疑均超过以往。

     

7月6日,张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赴渝任务》,称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当时,盟务诸多问题中,最需加强推进的,当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早在春夏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已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命运等问题提出主张。随着抗战胜利日近,国共争端日紧,民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召开大会、力促国内团结的事已不能再拖。为此,张澜抵渝后,随即为两事奔走。


7月6日下午,在民盟重庆市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张澜发表讲话,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25日,张澜在特园召集民盟中央执委会,作出通过民盟对时局宣言、10月1日在成都召开民盟临时代表大会、限期成立民盟重庆市支部等三项决议。8月3日,民盟在特园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张澜介绍了民盟的历史及一贯主张,强调民盟历来主张民主、团结、抗战,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及10项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推动民主建国的任务,民盟总部最终决定在陪都重庆召开代表大会。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日至12日在特园召开。


这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参会代表人数多且代表性强,会期长且程序规范,会议不仅充实了领导集体,还通过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及民盟纲领,为民盟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张澜在开幕会和闭幕会上致辞,坚信“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而前途的光明远大,更可预卜”,希望“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根据新改规程,本次大会改选主席,张澜再次当选。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张澜与各方协商民盟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内战运动,呼吁国共两党停止武装冲突。10月26日,他在民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11月19日,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联合22个爱国人民团体500余人在西南大厦召开反内战群众大会,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12月9日,他参加重庆各界于长安寺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与梁漱溟、张东荪敬送挽联:“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


是年最后一天,蒋介石宣布: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民盟而言,194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成立时所主张的“团结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大会提出的“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主张深孚民意;政治协商会议商得九个代表席位……“光明远大的前途”似乎即将到来。然而,张澜的忧思仍多,他在年内作《有感》抒怀:“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四方!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张澜的忧思不无道理。


进入1945年以后,虽然抗战形势日趋明朗,但各方关于战后重建的分歧很大。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公开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抗议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张澜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


7月14日,张澜致信蒋介石,推诚相告,劝他考虑民意,放弃于年底召开一党国大,迅速召开各党派会议。在信中,他特别强调:“吾国不能离开中共以言统一,犹之世界不能离开苏联以言团结。”23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邀请张澜、左舜生等共餐,蒋介石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召开政治会议,并重复过去对张澜说过的老话:“你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张澜笑着说:“外面还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呢。其实,共产党只要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和支持呢?我看就是蒋先生也该赞成支持啊!”


此次张澜与蒋介石的会谈,虽仍有龃龉,但多了笑意。而以往,虽然批评也十分坦诚,但言辞颇多严厉。


1939年2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得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其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责国民党秘密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措施。蒋介石为了拉拢张澜,派陈立夫去特园拜访,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张澜以“我今年已六十有七,老了,不堪当此重任”为由,表示“万难从命”。


1941年3月,张澜面见蒋介石,痛陈因按保摊购军粮、强拉壮丁、新县制增加人民负担,导致民主状况日趋恶化,“政府与人民已成隔绝”。11月,民盟参政员向参政会提交《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其中有“取消学校、军队中之党部”等内容。蒋介石极为恼火,不准将该案提交大会讨论。这种态度大出张澜意外,于是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指责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并下令特务加强对张澜的监视。张澜一气之下,将提案自行油印散发。次年,因抗议中共及民盟部分参政员未被继续遴选,张澜拒绝出席第三届第一次参政会。


1943年9月中旬,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蒋介石派张群敦请张澜出席。张澜声明:第一,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第二,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许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17日,蒋介石又亲自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第二天,蒋介石在参政会大会上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就在当天,张澜所作长篇政论文章《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成都秘密石印散发,后传播至延安、重庆等多地。文章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此事让蒋介石异常生气,告诫张澜“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他却说国民党的“一切举措,徒示人以非诚”。


这一时期,张澜反对内战,从不妥协;主张团结,从不偏袒。当然,他与蒋介石多有言语不和,但也并非仇雠。《双十协定》之后,各党各派有了平等合法地位,民主渐成潮流,张澜的语气也有了变化。


        

《双十协定》的确让国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也让张澜见识了政治家的另一种风度。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介绍,毛泽东就走过去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大热的天,你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张澜说:“你为国事操劳,不负众望,应当应当!”


这是张澜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此前,两人虽未谋面,但并不陌生。


1918年年底,张澜担任北京《晨报》常务董事,撰写并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兼职助理员,是《晨报》的忠实读者,而且毛泽东组织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得到过张澜的经费支持。而张澜也通过李大钊之口,知道毛泽东在湖南、北京所开展的政治活动。


武汉国民参政会议期间,张澜经吴玉章引荐,与周恩来、董必武等结识。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与张澜交换意见,相关情况也报告过延安。张澜1943年所作《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在国统区被列为禁书,次年2月21日,《解放日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详细介绍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民盟的成立,也得到过中共的热情支持,其后又在争取民主、团结、抗战中互相支持,因此,毛泽东对张澜及其领导的民盟已有相当的了解。张澜对毛泽东的进一步了解,更多来自朋友和中共组织。中共党员中,有他的学生朱德、罗瑞卿,有他的老友吴玉章,还有他的次子张崿。


因此,当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告诉张澜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后,张澜立即去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坚持不去。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三次到特园会晤张澜,商谈国是,进一步增进了共识。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到特园拜访张澜。会谈中,毛泽东向张澜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的问候,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及解放区建设等情况。听了中共的主张,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共产党和平的诚意和民主建国的主张,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到特园,向张澜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一些结果,并直言蒋介石是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下打内战,武力统一中国。张澜建议将谈判结果公开,以便全国人民监督和推动。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称赞张澜“老成谋国”。会谈中,毛泽东还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张澜也表示同意。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主张“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国共商谈内容应“随时公诸国人”,以利于集思广益、共商国是;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维持民主、以武力维持统一。



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及民盟总部先后迁离重庆。张澜年事已高,且为领导西南盟务、加强与西南实力派的联系而返回成都。


10月,国内形势变得尤为艰难: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公开撕毁,“较场口血案”、“李闻血案”先后发生,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殴伤,民盟调停内战进展困难……尤其堪忧的是,民盟内部裂痕加大。10月10日,本已无意出川的张澜决定抱病东行。


10月11日,张澜由蓉抵渝,拟赴京沪。但在重庆见报载政府已下国大召集令,破坏政协决议,于是决定留在重庆,由范朴斋先赴南京查看情况。11月12日,民盟总部电话请示是否参加国大,张澜明确表示,民盟坚持政协决议,不会参加国大。14日,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民盟组织广泛宣传民盟总部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11月15日,没有中共和民盟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

    

民社党参加国大,民盟再次分裂已成事实,为了主持盟务,张澜不得不再次离开重庆。


12月12日上午,张澜在民盟中委鲜特生的陪同下,乘机由渝飞汉转沪。此时他已75岁高龄,且病后初愈,但为了民主事业,他从民盟发祥地出发,经上海一路到北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