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5-17]
文章来源:民盟上海市委
作者:王海波

民盟先贤与鲁迅

王海波


民盟先贤中,最早与鲁迅有交往的是沈钧儒。1909年5、6月间,沈钧儒出任浙江二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聘许寿裳为监学(教务长)。同年8月,鲁迅经许寿裳推荐,被聘为学堂生理卫生和化学教员。不久,沈钧儒因当选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辞职,鲁迅也很快离开了学堂。此后,他俩多有交往。1917年1月31日,沈钧儒长子沈谦结婚,鲁迅送银元两枚祝贺;同年3月29日,沈钧儒母亲去世,鲁迅又寄两枚银元以示哀悼。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沈钧儒闻讯当即前往吊唁。1977年10月19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追忆鲁迅先生》,回忆说:“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道怎么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办理。”胡愈之回忆说:“1936年10月19日清晨,我接到冯雪峰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还告诉我,鲁迅先生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组织来办”。10月22日,沈钧儒身穿黑衣,胸前戴白花,出现在万人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在万国公墓,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事迹。下葬时,沈钧儒和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一起,将有沈亲手书写“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鲁迅灵柩上。此后,每逢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沈钧儒都会撰文或参加纪念活动。比如1946年10月19日,上海12个文化团体在辣斐大戏剧(1954年改名长城电影院,2006年被拆迁)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沈钧儒登台讲演,说:“鲁迅先生在抗战前,领导大家团结抗战,所以他是民族魂,今天要改为民主之魂了”。


鲁迅葬礼的当天,有位名为“静芬”的记者写了“鲁迅葬礼纪事”,在他的记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四位民盟中央主席的名字,还能找到李公朴、沈兹九、王统照、应云卫和欧阳予倩等民盟先贤。这位“静芬”就是抗战时期与范长江、孟秋江齐名的陆诒。除了这篇文章,陆诒还是鲁迅生前最后的采访者,在那篇《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中,鲁迅说:“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釆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泉源啊!”这话放在今天,也是意味深长的。


从陆诒采访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鲁迅对“国防文学”倡导者的不满。对此,胡愈之在1985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发文说:1936年6、7月间,“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很大发展,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形势很好,而文艺界在‘左联’无声无息解散之后,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在六七月份达到高潮。鲁迅先生和冯雪峰都是维护‘左联’的,而‘左联’还是被解散了。在党呼吁大家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号召全民抗战,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时,文艺界却纷争不休,互相指责,而且把矛头指向最坚决、最热烈拥护统一战线政策的鲁迅先生(当时正在病中!)冯雪峰当时是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到上海来寻觅、恢复、联系地下党组织的。而上海那几个党员却不接受他的领导,不听从他的劝告,甚至连面也不肯见,而这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全民救亡运动,都是不利的。我当时主要管救国会的事,救国会的同志没有一个卷入这场论争。大敌当前,亡国无日,为什么要互相对立分散力量,不能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呢?”从愈之前辈的回忆中,我们能够体会出他对鲁迅先生的敬重。



胡愈之曾是鲁迅的学生。1931年,胡愈之为上海《中学生》杂志写过一篇《我的中学时代》,文中说:“那年(1911年)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教务长)是周豫才先生,就是后来用鲁迅的笔名写文的那位著名作家。他在我们这一级,每周只授生理卫生一小时,但在学校里以严厉出名,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有两次我被他查到了在写着骂同学的游戏文章,他看了不作一声。后来学期快完了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趁学监不在,从学监室的窗外爬进屋里,偷看已经写完的学生操行评语,鲁迅先生给我的评语是‘不好学’三个字。”有人说虽然鲁迅批评了胡愈之,但胡一直以为他是在绍兴府中学堂和鲁迅结下师生之谊的。对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试想,一个15岁的孩子,面对一脸严厉并批评他‘不好学’的“鲁学监”,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怨气呢?

与胡愈之同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的孙伏园印象中的鲁迅并不严厉,他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学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孙伏园和鲁迅同为绍兴人,他不仅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的学生,还是鲁迅执教北京大学国文系时的弟子。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就是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最早发表的。鲁迅日记里多有与孙伏园交往的记载。比如1922年1月27日除夕夜,孙伏园应鲁迅邀请踏雪而至,两人“饮酒甚多,谈甚久”。谈什么呢?孙伏园回忆说,诸如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等,比如孔乙己。鲁迅告诉他此人姓孟,人们都叫他“孟夫子”,他的言行举止和孔乙己很像。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孙伏园不仅“催生了《阿Q正传》,还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人”。1942年重庆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孙伏园撰写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二年后的9月,孙伏园加入民盟。新中国成立后,他应胡愈之邀请欣然北上,任国家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

讲到和鲁迅相关的民盟先贤,陈望道、闻一多、藏克家和李何林不可不说。

    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立即寄给鲁迅先生。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收到陈望道译著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说道望这事做得好。陈望道第一次和鲁迅见面是在1926年8月,郑振铎请鲁迅吃饭,陈望道参加了。以后,陈望道曾两次请鲁迅去复旦大学演讲。在《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陈望道如此描述鲁迅先生的演讲:“每逢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随着大笑,那满屋子的大笑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1932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就是在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的,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陈望道还收藏过不少鲁迅著作,其中英文初版的《阿Q正传》尤为珍贵。说来有趣,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鲁迅站在陈望道等人一边,撰写出版了《门外文谈》,陈望道很高兴,一口气收藏了三本。

众所周知,鲁迅骂过新月派。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闻一多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月派和鲁迅的“对骂”,但他在清华大学课堂上讲过这样的话:艺术的成功,在于艺术,而不可以人生标准去评价。现在的普罗文学家,即代表艺术的反面,故不能成就太大。可到了1944年10月19日,闻一多却向鲁迅忏悔了。那是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日,晚7时闻一多出现在西南联大“冬青”等五文艺壁报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大会上。会前,大会组织者因闻一多属新月派,对是否请他出席有些犹豫,但在和闻先生商量时,他表示不但出席,还要发言。在这次大会上,当闻先生说到当年北平的“京派”瞧不起鲁迅,称他为“海派”时,忽然转身向台正中鲁迅画像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表示道歉。他说:“时间愈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一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先生竟能在几千大学生面前这样公开忏悔,二人(指鲁迅和闻一多)真是同其伟大,先后辉映!”闻一多的激情,感染了许多学生,其中就有臧克家。1949年11月1日,臧克家创作了《有的人一一纪念鲁迅有感》。据我所知,这首诗的灵感出自1946年12月5日刘王立明的一次演讲:无论哪一种人,无论是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或受冻挨饿的贫苦小民,他们都不过一个“死”字,但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虽生犹死。1951年经刘王立明介绍,臧克家加入民盟。

行文此至,我突然想起1989年12月16日民盟上海市委举办的彭文应诞辰85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彭文应好友,陆诒在会上发言,讲到结尾时,他引用了藏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xxx。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说到这里,他眼光直射台下,在众人惊愕中,停顿片刻,最终没有点出某些人的名字。

我所以提到李何林先生,是因为他是鲁迅研究的奠基人。他1927年在李硕勋介绍下曾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加入鲁迅创办的未名社,1929年出版《中国文艺论战》,从此走上了鲁迅研究之路。李先生是在1944年加入民盟的。据我了解,他收过一个博士生,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博士后来参加了民盟。但当他得知这个博士研究方向由鲁迅转向他人,大为不满,写信斥责。

在和鲁迅相关的民盟先贤中,有两位身份特殊:一位是鲁迅夫人许广平,一位是鲁迅二弟周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