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地下战线上的革命前辈们深藏身与名，与敌人进行着无声的战斗，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闵刚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中共地下党党员、民盟盟员，在地下战线上与敌人巧妙周旋、大胆斗争，为革命成功、迎接新中国做了许多有效工作，贡献突出。今天我们推送这篇文章，请您与我们一起镜鉴历史，珍视当下。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战线上活跃着许多革命先辈，他们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闵刚侯即为其中之一。
1936年，闵刚侯与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女儿柏心慧结为夫妻。作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三大将之一，柏文蔚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他主张抗日救国，并担任国民党政府要职。柏文蔚女婿的身份，在闵刚侯多次解救共产党员、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等革命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闵刚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据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徐淡庐回忆，1949年4月10日，当时在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进行策反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克坚给徐淡庐下达了立即动身前往汉口，并运送电台机器去长沙的紧急任务。4月12日徐淡庐飞抵汉口，但没有完成将电台交给交通员的任务。为了安全起见，任务完不成就必须马上返回上海，可长沙急需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他一时又没有与吴克坚直接联系的办法。情急之下，徐淡庐想到了与吴克坚有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闵刚侯夫妇。尽管徐淡庐曾去过闵刚侯家，但没记住确切的地址，只记得闵刚侯的哥哥闵祥麟是协大祥绸布店的总经理。因此，徐淡庐即发电报给闵祥麟，嘱其转给闵刚侯和柏心慧。电报内容全用隐语：“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闵刚侯看到电报，感到事情重大，立刻将电报交给了吴克坚。
此时的吴克坚正万分着急，苦寻对策，见到电报他欣喜至极。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也采用公开电报回复，要徐淡庐“将货物交给去的人设法出售”。同时，即派交通员梁宜苏与周复中赶往长沙，到青年旅馆与徐淡庐接头。至此，电台安全交到了梁宜苏手中，并最终被送往长沙。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起义的关键时刻，电台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程潜在握有重兵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压力之下，思想动摇，始终未能下定起义的决心，中共地下组织因此决定向程潜表明诚意，告诉他可以通过秘密电台同毛泽东直接联系。7月2日，中共中央的电报极大稳定了程潜和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的情绪，坚定了他们走起义道路的决心。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企图模仿曾国藩大练民团，在川、滇、黔三省成立编练新军司令部，做垂死挣扎。1949年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陈铁受命在遵义成立了第八编练区并任司令，编练新兵，拟编下辖四个军、一个军士教导总队。
1949年5月，陈铁在南京碰到陆军大学同学、时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地下党员陈又新，陈又新将陈铁介绍给闵刚侯认识。会面时，陈铁向闵刚侯介绍了遵义进步组织活动情况。经过闵刚侯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陈铁表示愿意回贵州策动各方面进步人士，为解放贵州、解放西南出力。陈铁回遵义后，即联络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军士总队队长陈德明及一、二、三团团长李益昌、李念荪、熊先煜到家碰头。陈铁向陈德明等人说，“这次给你们找到出路了”，要军士总队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在贵州起义。
1949年11月28日，陈德明在金沙县安底镇代陈铁向全体官兵宣布通电起义。闵刚侯成功的动员和策反工作，为贵州乃至大西南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指示，要求东北干部速返东北开展工作，实现中共北上的战略部署。这样，安全护送高崇民回东北就成了当时党组织的一大任务。周恩来亲自安排高崇民扮成地下党员、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韩幽桐的丈夫，乘上了美国新闻处包租的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船。美国新闻处的包船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正是利用这一点，高崇民才有机会逃出重庆，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高崇民得到了闵刚侯的帮助，并在其兄闵祥麟家避居了一周。之后，由闵刚侯介绍加入民盟的中国航海界先驱金月石精心安排，直接将扮成账房先生的高崇民送到去辽宁营口的船上。金月石对船长再三叮嘱：“这是我的好朋友，去营口做笔生意，请一路关照。”就这样，高崇民顺利地到达了营口，即转本溪解放区，后乘坐火车抵达沈阳。
最终，经过126天惊心动魄的周旋和斗争，高崇民才回到安东，担任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对东北解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意义重大。
闵刚侯长期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领下，与沈钧儒等人共同发动群众，宣传抗战。
在重庆期间，闵刚侯负责救国会的日常工作，曾任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副所长、朝阳大学教授。其岳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柏文蔚每次到重庆参加会议，都住在闵刚侯家里，后又在郊区山洞租房居住。平时，柏文蔚开会回来，总是带回大批带有“机密”“绝密”字样的会议文件，闵刚侯在征得柏文蔚同意后，将这些机密文件及时送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手里。
当时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密切联系，闵刚侯获取的情报，有些也送达他的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申担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总理曾提议，将抗日战争期间提供情报的中国同志集中在一起，与罗申大使共进晚餐，闵刚侯便在受邀之列。
1941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成立，次年更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闵刚侯等18人参加了成立会。1945年闵刚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委员。
此时的闵刚侯，利用职业律师身份参与革命工作，担任进步刊物《民主》周刊的常年法律顾问。1947年2月，上海爆发“二九” 惨案，闵刚侯与沈钧儒、史良等十位知名律师组成“二九”惨案律师团，为上海工人伸张正义。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一场风波中，闵刚侯作为全权代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许多难题。
闵刚侯在革命斗争、律师事务、教授工作之余，还“素好文艺，在其爱国活动中常挥进步文章。尤好考核法案故事，尝亲至浙江余杭县，搜求清末档案，以编写杨乃武小白菜奇案实录。能作小诗，亦清俊可亲”。他曾针对蒋介石政权抓壮丁、发动内战的行径，写下了“里巷纷纷说拉夫，新婚垂老尽惊呼。可怜日暮充前敌，同室操戈痛切肤”的诗作。平时，闵刚侯对其“游历所经，每作笔记，文情流畅”。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闵刚侯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的身份参加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闵刚侯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