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12月,成都的冬天是寒冷的。从前线渍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残部,龟缩在川西一带,妄图作最后的挣扎。12月9日,一道电波划破了重重战云,从四川飞到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随即,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成都的老百姓中不胚而走:111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四川就要和平解放了!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10日,一架美制飞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惶升空,惊恐万状的蒋介石从此逃到海峡对面的那庄孤岛。弹指50年过去。在成都桂花巷民主党派大楼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我拜访了当年彭县起义的亲历者,德高望重的民盟四川省委顾问、民盟成都市委名誉主委邓文质同志。
半个世纪的风霜染白了头发,镜片后面的眼里仍依稀能读出当年的激情。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温文儒雅的学者风范,邓老用平静的语言,将我们带到5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里。
青春热血写春秋
50年前,邓老还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学生,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1949年,他接受组织安排,担任了我市民盟各大学学生盟员的总联络员。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敌人镇压手段残暴,但是,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鼓舞着大家,胜利前的喜悦激励着大家,从学校到工厂,乃至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机关里,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都在积极活动,发展组织,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当年,我十分年轻,"邓老笑着说:"工作经验也不足,只是凭着一股革命激情和对理想的追求,努力工作。
当时,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在盟内,我直接受吴汉家同志领导。每次见面都是由交通员徐瑞生带路,将我引到接头地点。有好几次见面都是在青羊宫的一个大茶馆里,那里有好几个通道,便于撤离。汉家同志爱穿一身黄咔叽衣服,戴着墨镜。每次见面,他都要用精练和形象的语言给我通报形势。记得他形容当时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时,就十分形象地比喻说,王现在就象一只"清蒸鸭子",一身都软,只有嘴壳子是硬的。我到各学校,也向盟员同志讲形势,介绍解放战争情况、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盟员参加护校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和财产流失。
7月,我从川大毕业,其后便在五中任教,并在一职业学校兼课,同时承担党和盟组织分配的工作。除迎接解放的工作外,还为西康民盟承担一些联络工作:如为他们物色干部,陈为珍、蒋国基等十多位同志都是通过我这个渠道去西康的。去西康的同志和家里的联系,也通过我,如在雅安从事革命活动的民盟负责人彭迪先从家里带衣物、带信每次都是由我转交。盟省委给西康盟的经费和别人的捐款,有一两次也由我转交。
大约在月初,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叙五同志来到成都,和我接上了头,安排我第二天立即动身,前往广汉邓锡侯部谢德堪师担任地下党的联络员。
"当时我新婚不久,但为了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决定,很快安排了盟的工作,第二天便出发了。"邓老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个个人名,一位位鲜活的身影: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经邓老娓娓道来,50年前的那段历史,便在我们眼前次第展开。
经王叙五同志同意,我邀约民盟盟员李国耀一同前往广汉谢部。李的父亲是邓锡侯的老师,曾在邓部任职,与该部上下都熟,便于工作。恰好那几天我正与他联系,为川北地下党买武器。王叙五同志知道这事,所以很快同意。
行前我爱人送我们,为了安全,夜间到方池街川大同学徐溥、宋元谊夫妻家在他们的新房内三个人坐了一夜,第二天便绕道西门至北门,坐人力车去广汉。
午后到广汉与王叙五会面。黄昏时,我们来到谢德堪的师部,谢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到广汉机场驻军营部,以营部"副员"的身份隐蔽下来。第二天,王叙五要离开了,临别时,他吁嘱道:"如果解放军来了,你们便讲明自己中共地下党联络员的身份沟通双方关系。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一定会来的:万一没来,那就是牺牲了。"他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神情,令我难以忘怀。
不久,胡宗南的部队便大批地南撤下来,沿川陕公路向成都溃逃。我们预感到,解放军快要来了,成都就要解放了。
12月上旬的一天,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向彭县方向转移。当晚宿营潦阳,便听说邓锡侯、刘文辉到了彭县,准备起义了。三天后,部队到了彭县。有消息说,刘、邓、潘已经通电起义了,但不详细,我们十分着急。这时,部队张营长带我们找到了民革的朱戒吾。
朱戒吾曾在"军调部"工作,穿着一身美军防寒服,在彭县街上十分显眼。他一见面,便问我是哪一个党派的。我答,民盟的。于是朱便告诉我,刘、邓、潘已经起义,民盟的潘大逵就同刘、邓一道,住在龙兴寺。
风云际会龙兴寺
龙兴寺在彭县城北,是当地一座有名的寺庙,但如今却成了彭县起义的总指挥部。风云际会的龙兴寺,正演绎着一场"人间正道是苍桑"的历史剧变。
邓老回忆说,来到龙兴寺,我们见到了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等同志。赵一明以前认识,潘、胡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以民盟西南总支部名义参加起义工作。潘是西南总支主委。我们是成都市盟员。当我们自我介绍后,潘大遥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才得知刘、邓、潘起义的详情,也了解到在龙兴寺成立了一个由中共、民革、民盟同志组成的政治小组,主要任务是担任起义过程中的咨询、联络和宣传思想工作。
因为工作需要,经潘大遥同意我和李国耀也搬到龙兴寺内,同潘大逵、赵一明、胡克林等民盟同志和中共地下党的詹大风、"二野"的报务员"小章"(化名)等住在一间寝室。这间寝室,是庙内的一间大屋子,安着几间大床,白天、晚上人来人往,开会、讨论、商量事情、通报形势、交流信息、布置工作、接待客人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廿几天。政治组成员还有一些上层民主人士、起义将领经常在这里聚会,特别是晚上,大家沿床一坐,议论风生,或交流信息、或交换意见。经常参加聚会的,除在室内住宿的几个人外,还有陈雕、李铁夫、万克仁等人。李是刘的代表,万是邓的参谋长。刘、邓的一些意见常常由他们传达给大家。刘、邓住隔壁一个院内,有时也找潘去商量问题。大家对潘很尊重,都叫"潘大教授",议论问题,常常是以他为中心。李铁夫曾任成都市长,对川中情况很熟,谈吐很有风趣,大家都爱昕他发言。胡宽林的父亲胡子昂与他有交往,他们早认识,胡叫他"李铁络儿夫",常和他开玩笑。万克仁是国民党陆大高才生,学得很好,常常引历史上的战例来评述三大战役,对毛主席、刘伯承的战略战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解放后被安排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此外,经常来这里的还有民革的朱戒吾、邱菊双,地下党的洪宝书等人。他们未住在寺内,常常白天来。
龙兴寺当时已成为一个政治中心,除上述一些人外,还有严啸虎、黄锦怀、孟广彭等邓的部下在寺内住。他们都随刘通电起义。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中央嫡系和地方杂牌,都纷纷来寺内找关系向人民靠拢。詹大风、赵一明、胡克仁等同志承担了大量接待工作。好多人不了解党的政策,思想上疑虑甚多。如孟广彭(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便问我有关土地改革政策。龙兴寺方丈也关心土改政策,因为该寺田产甚多。原国民党警备司令严啸虎听说我是川大学生,特找我说:"我和川大的同学,没有抓扯过啊!"他还解释:抗战时期,影人剧团来成都,川大同学说他调戏白杨,没有那回事!也还有个别历史上杀过共产党人的,也来洗刷罪过,希望将来帮他"说说话"。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多国民党上层人士,使我增长了不少智识,学到不少东西,也得到锻炼。
遵照詹大风同志的意见,他是以地下党代表名义参加政治小组,我没有必要表露党员身份,而是以民盟盟员身份参加活动。实际上是在潘大逵同志领导下工作。潘是盟内老前辈,对我和李国耀这样青年学生,并未以长者自居,而是平易近人,平等相待,他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有四位"新民主义解放社"的川大同学:竹德明、刘泽沂、徐明、边世茂,十一月底回县,他们曾通过邮局向全县各单位发信,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两封信,县上的人给我们看了,使人们知道县上有革命组织的活动。他们四人中有的认识我,我约詹大风一起和他们会面,建议他们组成"彭县解放工作服务团",团结广大知识青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形势,消除群众的疑虑,粉碎敌人的造谣破坏。该团成立那天,我们请潘大逵和詹大风两人去作报告,潘大遥同志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很有号召力,海报一贴,听众踊跃,礼拜堂里座无虚席,外面还站了二百多人。潘讲演的题目是《论解放》,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土改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政策等。他是以民盟领导人身份,用学生们熟悉的教授语言,讲演效果很好。詹大风是以党员身份,宣讲党的政策,大讲革命形势。针对敌人散布的"共产共妻"、"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来临"等谣言,作了有力的批驳。通过两人讲演,广大知识青年受到教育,当场有八、九十人报名参加服务团。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很快出版了壁报,成立了歌泳队。每逢赶场,他们为群众演唱革命歌曲,扭起秧歌,演出活报剧。他们还去九尺等乡镇演出,于是,在这个小县城到处都响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是好地方》《陕北民歌》《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的声音。我们除协助他们组织策划开展活动外,还供给他们一些学习宣传资料。例如《共同纲领》便是我给他们的,他们即时印发,对宣传群众起到很好的效果。
当时,起义部队中的"政工人员"一般都是三青团、国民党员。他们思想包袱重,许多人对起义有抵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专门组织这批人学习,詹大风和我都去参加过学习,一是讲解放战争的形势,二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明白,只有弃暗投明,站在人民一边,才是唯一出路。
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政治小组多数同志先回成都了,他们要我一个人留在最后。大约12月20日左右,突然有消息说贺龙司令员已到什邡,将从什邡至蓉。刘文辉、邓锡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我找去,要我同一位姓金的参谋长持他们亲笔信前往什邡迎接。解放前在上层社会,对人不能直呼其名,写信不能直呼贺龙,而要称贺龙的号。问我,我也不知:以后在刘邓幕僚中才打听到贺的号曰云卿,这封信才写成。当时彭县至什邡一路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一队手枪班士兵保护下匆匆上路。赶到什邡,见到原国民党十六兵团的起义将领董长安等人之后,方知消息有误。
到了12月下旬,川西已基本处于解放军的掌握之中。大约12月28日,刘、邓、潘以及驻龙兴寺的全体人员,离开了这战斗、生活了二十来天的古刹。这二十天,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人生的转折,新生活的起点:这二十天,对四川来说,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篇。
解放军进城的前两天,刘、邓进城,大家分乘十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回到了成都。离开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恍如隔世之感。这时的成都,已经沉浸在节日般的喜庆之中了。
岁月如歌忆华年
邓老告诉我们,在龙兴寺的那些日子里,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条件也不够好,还经常受到敌人军队进攻的威胁。但大家都沉浸在迎接解放的激情中,天快亮了,胜利在望,工作中的困难,生活上的不便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邓老恳切地对我们说,当时,我仅是一个青年学生什么都不懂,只是经历了这场重要的事件,做了一些具体工作,离共产党员、民盟盟员的要求,还差得远。
他最后说:刘、邓、潘起义不是偶然的,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是党长期进行统战工作的结果;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也配合党做了一些工作。刘文辉早与党有联系。41年经张志和引见,与周恩来在重庆会晤。周要他团结川军将领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周在刘的军部安置了一部电台,台长王少春是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他不止是技术性工作,而是代表党长期对刘进行统战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先后派张友渔、华岗等同志,为刘讲解马列主义。在他周围有不少党员在那里工作。所以刘与党的联系相当密切,经常与党中央有联系,起义的时机也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为了免于过多的牺牲,周要他们不能过早宣布起义。邓锡侯也早与党有联系。杨伯恺是他同乡,他们常有往来。临近解放时,原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连波便与他有联系。潘文华部抗战初便有党组织活动,民盟中常委唐午园,田一平(均党盟交叉)先后做潘的策反工作。民盟主席张澜,与刘、邓、潘关系密切。刘、潘都被发展为秘密盟员,刘文辉还推选为秘密中委。民革李济深要刘文辉担任川康民革筹委会工作,经常与刘有联系。这些事例说明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民主党派也尽了力,才有彭县起义。刘、邓、潘起义对成都的和平解放产生了较大影响,使成都人民免受了一场战争之苦,这一点历史早有定论,我就不多讲了。
邓老的回忆结束了,但我们却久久沉浸在那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沉浸在那年华似火的革命大潮中,一种激越和壮烈油然而生。有人说,记忆就象一张网,它只留住人生经历中最珍贵、最美好的一瞬。我想,历史将会永远记住50年前发生在彭县一个古庙里的那场起义,历史也会永远记住为那场起义做出了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