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12-11]
文章来源:《群言》
作者: 闻黎明

闻一多是具有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三重人格的爱国知识分子。“诗人”指的是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贡献;“学者”是指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成就;“斗士”则是对他为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献身精神的褒扬。三重人格中最辉煌的无疑是“斗士”。所谓斗士,概括地说是坚持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拥护共产党民主建国路线的战斗。若进一步展开,则具体表现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的不懈努力。故认识闻一多,就不能不首先考察他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闻一多是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从小深受传统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懂事后又受到民主共和观念熏陶。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的积极分子。赴美留学后,他参与发起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江会,澳门回归时全国传唱的《七子之歌·澳门》就是闻一多为《大江季刊》创作的一首“国家主义的呼声”。

闻一多虽然热心于爱国活动,但也有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通病——清高。日常生活中,他们极力保持独立人格,与不同志趣者保持距离。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推崇“君子党而不同”的古训。闻一多早年在清华的社团活动、留学美国的社会交往、回国后在北京聚集的《晨报·诗镌》诗人圈、在上海参与的《新月》月刊以及在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来往的朋友,都是闻一多认为的“君子”,这反映了他骨子里的清高意识。对于成分复杂的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民盟早期的基本构成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即“三党三派”。由于闻一多推崇国家主义,所以与国家社会党关系较为密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与闻一多九年清华同窗,是闻一多学生时代关系最密切者之一。同样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国家社会党成员潘光旦,与闻一多是莫逆之交,友情甚笃。国家社会党的党魁张君劢,虽与闻一多来往不多,但其弟弟张嘉铸(禹九)与闻一多关系颇深。除了国家社会党,闻一多与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也有过一段交往,对李璜印象颇好。按照常理,闻一多有这样的朋友,他参加民盟应该顺理成章。然而闻一多却认为,若要加入组织,就参加共产党。不过,社会的动荡和严峻的形势最终改变了闻一多的想法。

西南联大是一所提倡学术自由的高等学府,允许讨论各种思想,但还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讲中国共产党。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盛赞抗日根据地的诗人田间的作品,而且专门为《生活导报》写了“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时代的鼓手》。这篇文章中,闻一多摘引了田间《多一些》和《人民底舞》两首诗,认为这些诗不只有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闻一多指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时代的鼓手》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时期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接着便一发而不可止。

闻一多的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集中在1944年。2月20日,他在《云南日报》发表了《复古的空气》,批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恢复传统的主张,认为这是“知识和领导分子”的倒退;3月1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改变儒家“孝”的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行五四运动25周年纪念座谈会,闻一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5月8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召开“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文艺晚会,闻一多在会上强调:“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闻一多的诗人气质、责任担当,使他的转变非常迅速。6月25日,他在《云南日报》又发表更加尖锐的《可怕的冷静》。当时,有些持重的人用“冷静”的态度“审慎”劝告抨击黑暗腐败现象的青年,闻一多对此非常反感,他说:“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 

1943年,闻一多开始在校园里公开称赞共产党,到1944年,他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这种政治转变,正是他走近民盟、参加民盟的思想基础。1944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已经是民盟盟员的吴晗再次邀请闻一多加入民盟。闻一多起初仍然有些犹豫,经过认真考虑,他发自肺腑地说:“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

1944年6月前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联络工作的华岗,为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准备建立一个名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团体,闻一多成为他们争取的重点对象。华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他的知识分子气质缩短了与闻一多的距离,两人相见恨晚。闻一多很高兴地表示一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教授参加。于是,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的协助下,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了,为民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文宜、潘大逵、辛志超、闻家驷、费孝通等亦是这时相继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最初,西南文化研究会侧重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座谈的内容转移到学习上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事分析等。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对闻一多的政治生活具有标志性意义,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就是这时产生的。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华岗、张光年等人,不过,华岗、张光年都对他说如果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听了这话,闻一多才下决心加入民盟。

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是当时许多青年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一次,闻一多和几位青年人在谈这个问题时,他现身说法,娓娓谈道:“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得太严苛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也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