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号自乾，四川大邑人，生于1895年，家境小康。他自14岁入四川陆军小学，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回川后，潜心发展，最终雄霸一方。因其足智多谋，人称“多宝道人”。
民盟的秘密盟员
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年秋冬，刘文辉、潘文华、龙云三人陆续参加了民盟。刘文辉、潘文华二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了入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算是办了入盟手续，成为秘密盟员。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龙云则在重庆由张澜亲自吸收入盟。他们都是与中共已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入盟后更方便了这种联系，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民盟为避免国民党的操纵，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黄炎培等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津贴，故民盟在创业时期的必要盟务费，大多为他们三人捐助。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是大后方，陪都重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民盟要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成立并坚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没有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支持是很困难的。当时在西南有实力左右政局的地方爱国将领有龙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邓锡侯虽然不是盟员，但和民盟也有联系，对民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所支持。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澜分别写信给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希望他们捐助经费。他们共捐200多万元法币（可购黄金30两），由民盟一大代表范朴斋自成都带到重庆，保证了会议的开销。
民盟促进了龙、刘、邓、潘四人的联合，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持民主运动，抵制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秘密与中共加强联系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国民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和吴玉章，于1938年夏到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时，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拜访问过刘。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进行诱降，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地方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曾庶凡是中共老党员，加入民盟后于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1961年刘文辉准备写《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在写给刘的回忆材料中谈及这段时间情况时写道：“1938年，吴玉章、林伯渠等四代表取道成都赴汉口开会，过蓉时研究了西南情况，作了一些部署。当时对你希望甚大，决定要帮助你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要做到把你和龙志舟（龙云）的嫌怨首先消除；第二步要做到以你和龙志舟为核心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第三步再设法使你们和中共渐次接近……当时有些中共同志向你的建议都被你一一接受了。”
就在这年夏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为了对抗蒋介石的压迫和并吞，订立了川、滇、康三省秘密协定，决定遇事互相商议，采取一致行动。1939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里和刘文辉、潘文华再次晤谈。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刘、邓、潘、龙的反蒋密约增加了抗日民主的内容。
1942年，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安排，刘文辉首次见到周恩来。张志和与刘文辉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又曾在刘文辉任军长的第24军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38年去延安时，毛泽东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将领的统战工作。2月的一个深夜，经张志和事先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刘文辉。周恩来在向刘文辉透彻分析了时局后，表示希望西南地区的地方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一切反动措施，认为西南地方力量目前有条件这样做，可以大胆行动起来，中共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行动。对于刘文辉提出的怎样联系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可以派人到刘任主席的西康设立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延安联系。6月，中共即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苍坪山脚下刘文辉的一个旅司令部内设秘密电台。从此，刘文辉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沟通进入密切联系和实际配合的阶段。
刘文辉后来和他参加了中共外围地下学生进步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儿子刘元彦谈心时说，西安事变时，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了蒋介石，其内心钦佩共产党。而这次和周恩来的彻夜畅谈，更使他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也深感共产党政治强、办法多。
锐意经营西康
刘文辉是颇有头脑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二刘之战”中失败退守西康省后，收敛了主宰四川问鼎中原的雄心，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经营西康。
西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刘文辉很注意和少数民族及各种社会力量保持广泛的联系。他未将西康省的省会设在交通便利、气候温和、生活舒适的汉族地区雅安，而是设在地理位置居于中心、崇信佛教的藏族聚居区康定，并且自己也信起佛来，在家里设佛堂，念佛经，结纳高僧，拨款修缮寺庙，资助办教活动，密切与西藏上层人士的联系。在汉族和彝族杂居地区，他把实力最强的彝族上层人士紧紧掌握在手中，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这个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未出现较大的矛盾冲突。
西康是贫瘠的山区，不像川中富庶，经济困难。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拨经费给养的情况下，要自给12个团的部队给养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实非易事。刘文辉入康不久，便注意到辖区的黄金开采问题，大力开发，效益十分显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任乃强就对川康地区的黄金资源情况进行过实地考查研究。他在95岁高龄时曾以《“黄金大王”刘文辉》为题在《四川政协报》上发表文章，说刘文辉“善于理财”，并具体讲述了刘文辉当年始终重视黄金开采的主要情况，说“15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100万两（似应为10万两——笔者注）左右”。
刘文辉的另一重要财源是种鸦片。为了解决军政费用，增辟财源，他在西康境内广植鸦片，运销内地，曾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蒋介石也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青年园地》助理编辑商韬在回忆中说：“有一次李（相符）先生请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吃饭，他幽默地说：‘刘文辉贩鸦片烟赚来的钱，我们把它用来办点好事。’”
刘文辉有了黄金等作财源后，西康省的军政费用自给有余，使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