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刘文辉在西康种植鸦片，自己也染上了吸鸦片的习惯。但他与其他瘾君子不同，总是一面抽一面阅读报刊，尤其喜欢读其中的政论文章，得暇也读政经史哲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并且广交进步文化名人。1941年3月，中共派代表华岗经成都到西康和刘文辉联系，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李相符是中共老党员，直接和中共南方局董必武联系。华岗自川康赴昆明后，就由李相符和刘文辉联系。李相符又联系杨伯恺、马哲民等进步教授一起和刘文辉以及其驻蓉办事处主任邵石痴交往。刘文辉对他们不但尊重、信任，而且希望依靠他们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反蒋民主运动。于是由他主持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李相符1961年在向刘文辉提供有关“唯民社”的情况时说：“我们几个经常往来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1941年春）根据自公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民主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推刘文辉为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为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成立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
“唯民社”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成都创办《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在重庆创办《唯民》半月刊，由马哲民、沈志远、李相符、邓初民等分别主持，为争取学术自由，宣扬抗日民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李相符在回忆《青年园地》时说：“本刊对当时成都澎湃一时的青年民主运动，在思想和组织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唯民社”及其刊物团结了许多全国文化名流，这些爱国知识分子都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满腹经纶，是民族正气的重要代表。刘文辉不但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条件，在政治上掩护他们，而且在生活上亦给予资助。李相符在给刘文辉回忆资料的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当时在自公的领导下团结了我们这一班人，无论在工作上，或个人某些生活困难上，都全靠你的大力支持的。”民盟中央委员潘大逵教授在回忆中亦曾讲到，1947年秋，他奉民盟总部之命回四川筹建民盟西南总支部时，刘文辉曾经通过张志和资助他法币1000万元（可购黄金13两）做活动经费和个人生活费用。
刘文辉对张澜一贯敬重。1941年3月，民盟成立。是年秋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刘文辉和张澜就有了联系，并开始资助民盟的活动经费。1944年9月，民盟开始吸收个人入盟后，“唯民社”成员除朱蕴山、张志和二人已经入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其他成员也都加入了民盟。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杨伯恺等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唯民社”同仁感到民盟的政治目的与其要求相符合，“唯民社”没有再独立存在的必要了。
“唯民社”成员全部转入民盟后，壮大了民盟在四川的力量。1944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原“唯民社”创办的《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和《唯民》半月刊等，也由民盟来续办。1946年春，民盟四川省支部创办机关报《民众时报》时，刘文辉亲自出面找张群说情并办好立案手续。7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取缔镇压全国进步报刊时，对于《民众时报》，蒋介石曾叫张群转告刘文辉，要他“把报纸收拾倒”。
民盟中央委员和省支部委员李相符、杨伯恺等几位学者，既是刘文辉的密友，也是他政治上的经常指导者。刘文辉每遇到重要问题，便要约他们几位密商。与此同时，刘文辉用秘密电台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和中共的政策主张，使他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
爱国民主人士的“避风港”
刘文辉对民盟的工作和民主运动的贡献，除了直接的支持参与外，其掩护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因有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暗中支持，国民党要镇压打击也会有所顾忌。但这里毕竟是蒋介石公开控制的地区，特务机构密布，捕杀进步人士随时都有可能。然而，在刘文辉完全控制的西康省就不同了。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虽也在西康省设调查统计处，但处于刘文辉的包围和控制之中，不敢横行霸道。因此，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在四川遭受迫害或有被捕危险时，远之出走香港，近之便去西康雅安。雅安一时便有了“大陆上的香港”的美誉。
1942年，杨伯恺、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李相符、黄宪章等著名进步教授就被刘文辉请去雅安讲学。彭迪等教授因被特务追捕到雅安不久，刘文辉的代军长刘元瑄闻讯，将其奉为上宾，并安排到自己的公馆下榻。作家刘盛亚、洪钟、《西方日报》主笔杨正南等也先后到雅安。据刘元瑄的机要秘书罗西玲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曾下令西康省政府通缉盟员赵锡骅和一位地下党员，被刘元瑄压下不理。
1949年初夏，蒋介石在重庆对刘文辉说，“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听说在西康活动，你回去赶快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刘文辉满口应允。其实这时张志和正被安排在刘的军参谋长杨家桢家里，还派了一名警卫员保护张志和。
打破蒋介石决战川西的图谋
1949年1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之前，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行政长官。为取得刘文辉的支持，蒋介石将其请到南京。刘文辉1月5日到南京后，立即命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秘密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中的张澜，商量川康下一步的行动。张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是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应事先作好准备，并嘱他早回四川。刘文辉完全同意张澜的意见。
国民党派代表团去北平和谈期间，张澜派人通知刘文辉：“如和谈成功，你就首先通电拥护。”
1949年4月，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张志和写信给刘文辉，告知中共南方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谈。刘便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及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由张志和代表民盟，杨家桢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侯，统一筹划川康起义。
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周恩来通告准备起义，请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恩来回电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民盟方面，张澜6月秘密去北平后，于10月命四川盟员杜重石给刘文辉带去亲笔写在一小方白手绢上的十六字指示：“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再度要刘文辉掌握好起义的时机。稍后，邵石痴来京看望张澜。张澜嘱他回去告诫刘文辉，起义时不要乱拉队伍，以免解放后带来麻烦，刘都遵嘱照办。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日下午，蒋介石在北较场约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刘文辉回家后说：“蒋素来善于强自镇静，这次不行了，原来的神气没有了。口头上还说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如何好，但有气无力，他自己也不相信了。”
12月3日至5日，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等约邓锡侯到刘家开会，要刘、邓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家属先送到台湾。刘、邓大发牢骚，对合署办公允而不办，对送家属去台湾也找借口推脱。刘文辉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
7日上午，蒋介石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去北较场谈话。刘、邓二人和其他将领联系，发现未通知其他人，估计凶多吉少，决定立即出走。刘文辉的汽车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哨出城，自己从小巷过城墙溜出城再坐车，到崇义桥镇邓部特务营，与分头溜出来的邓锡侯和早已在那里的潘大逵聚首，次日一同赴彭县兴隆寺。病中的潘文华也拒不接受蒋介石要求飞赴台湾的命令，微服出走，经灌县赶来会合。中共地下党、民革也有人来会合，解放军还派人来联络。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属部队联名通电起义。起义通电派专人送往雅安秘密电台上报北京中共中央。刘、邓、潘的起义使蒋介石“决战川西”的迷梦破灭。
朱德、贺龙对三将军的义举先后复电表示“嘉慰”。邓小平曾说：“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刘文辉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6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刘文辉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民革和民盟两个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都表示要公开他的成员身份，使刘文辉一时难以决断。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解放后都是公开活动，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就行了。而以历史渊源论，民革更合适。刘文辉此后虽然只公开和民革的组织关系，但和民盟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得知刘文辉受到红卫兵围攻，立即派专人把他秘密转移到部队医院，化名保护起来。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