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07-14]
文章来源:民盟成都市委会
作者:民盟成都市委会

      民盟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作为抗日战争之大后方的四川地区,则是民盟初期活动的重要舞台,许多民盟前辈在这里书写下了他们的光辉岁月。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追求民主进步、反对专制独裁,在多条战线上同国民党政权展开长期斗争,此处便略谈一下曾经活跃新闻战线上的民盟报刊——《华西晚报》。

成都报业始于1897年宋育仁所创办的《蜀学报》,此后长期不振,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大量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进入成都,方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按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抗战期间四川报刊总量超过3000种,每年递增量在300种以上,这些报刊大多集中于重庆、成都两地。(王绿萍:《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按政治立场划分,抗战胜利前夕,成都之报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报刊;第二类是国民党主办,或由国民政府中一些行政人员创办的报刊;第三类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民营报刊,处于中立位置。

第一类报刊之代表,主要有《星芒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等,这些报刊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主张和活动为报道重点,宣传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由于言论进步,合乎民意,因此影响力很大,也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仇视,在1940皖南事变后,这些报刊大多遭到查封。(高焰:抗战时期成都报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第9页)

此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斗争策略,利用国民党政权复杂的内部矛盾,特别是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借助地方实力派的掩护办报,又开辟出了新的阵地。在此过程中,便有许多民盟前辈提笔上阵,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抗战后期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任务。

这方面的代表报刊,乃是《华西晚报》。此报创刊于1941420日,脱胎于《华西日报》。后者为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湘创办于1934年,是其用于对抗蒋介石的舆论工具,抗战爆发后,许多共产党员和民盟盟员进入该报,开展宣传斗争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发现: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会受到限制、打击,自己不能掌握办报的主动权,因此考虑另办一张报纸。在征得上级组织同意后,便决定在《华西日报》基础上,创办一张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华西晚报》。(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1页)

对于在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统治下,如何办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作为民间报纸,必须反映社会真实,做人民的喉舌;不然,又成什么民间报!民间报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这就不能同它硬顶牛,顶牛过了头,它会封你的门。民间报一般是同人的结合,报存人在,报没了人就散了,再集合就困难了。(河满子主编:《瞻顾文丛》第一辑《聚沙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华西晚报》巧妙利用了原有《华西日报》的基础,办报人员基本上都是原班人马,如《华西日报》的社长罗忠信(川军将领,民盟盟员),经理田一平(共产党员、民盟盟员),主笔杨伯恺(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同时也担任《华西晚报》的社长、经理、主笔。两报的报社地址也在同一处,即五世同堂街省立成都中学校(学校为躲避空袭外迁)。此外,《华西晚报》的印刷、广告等业务,一概由《华西日报》代理。(1.黎澍:早岁那知世事艰——记在成都《华西晚报》的经历,《新闻研究资料》19853期,第4页;2.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12页)

最富于斗争策略性的部分,在于《华西晚报》创办初期,深刻领会周恩来的精神,以迂回隐蔽的方式,同国民党政权周旋。表面上看起来,《华西晚报》语不出众、貌不惊人,所用稿件大都来自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此外常刊登一些不痛不痒,看似无关军政大事的内容,如成都灯影戏新都土特产等,从而避过了国民党政权的注意,甚至被当做了《华西日报》的副刊。(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3页)

待到《华西晚报》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发行量和成熟的采编队伍后,也没有犯冒进错误,而是继续讲究策略,时而旁敲侧击,时而借力打力。如1942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国民党政权内部投降派势力开始抬头,《华西晚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我们的三大信念》:相信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相信苏联对德国法西斯必然胜利,相信民主政治必然胜利,其中所引用的论据中,就有蒋介石响应美国共和党主张向真正的民主政治建树而努力的讲话,本来蒋介石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作姿态,却被《华西晚报》加以发挥阐述,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4页)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成定局,胜利到来前夕,中国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专制,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华西晚报》也开始越来越公开的呼吁民主,反对内战。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对《华西晚报》的领导,调派了一批人员前往成都,进入《华西晚报》工作,包括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黎澍、左翼作家陈白尘、原《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张友渔等,记者队伍中的民盟盟员数量也有所增加。

《华西晚报》的战斗性随之大大增强,斗争策略上也发生变化,高举起了民主运动的大旗。

194411月,成都市中学生反对国民党政权强行组织的军训,受到军警镇压,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四十多名学生被捕,引发全市学生大游行,史称为市中事件。《华西晚报》在市中事件中进行了大量报道,四川大学、齐鲁大学等校的学生们,还把《华西晚报》张贴在校门口,用红笔圈画相关报道,以做宣传。《华西晚报》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注意,时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两次给经理田一平打电话,警告称蒋介石已经两次过问《华西晚报》鼓动学生游行之事。(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7页)

此后国民党政权便加强了对《华西晚报》的监控,数月之后,还派出特务,冒充四川大学夜校学生,打砸《华西晚报》报社,《华西日报》也受到波及。此事引起社会舆论一片愤慨,但《华西日报》所依靠的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湘离世后主要的势力继承人),却从重庆电话告知田一平:要慎重处理,不要使事态扩大,最后以四川大学夜校负责人道歉,成都报业公会赔偿损失并慰问结束。(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9页)

其中原因,是潘文华受到了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要他同越来越的《华西晚报》撇清关系。潘文华回成都后,便不得不改变此前态度,让《华西晚报》和《华西日报》分开,迫使前者迁出五世同堂街省立成都中学校。国民党特务又早已警告其他报社以及广告客户,不得承接《华西晚报》相关业务,企图以此达到扼杀该报的目的。

《华西晚报》一时间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况中,关键时刻,民盟站了出来,张澜宣布任《华西晚报》董事长,民盟四川省支部宣布《华西晚报》为其机关报。

顽强生存下来的《华西晚报》,继续坚持斗争,而国民党政权在一段时间内,也因为种种顾虑没有再对《华西晚报》进行破坏。内战爆发后,形势就迅速恶化了,1947年初,国民党政权向《华西晚报》发来函件,内容是:该报言论与中共如出一辙,希即改变作风。如该报有中共人员,盼转知于36日前在指定地点集中,准备护送延安,如逾期即不负任何安全责任。(高成祥、雷兴敏: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新闻研究资料》19874期,第9页)

这是敌人准备下手的信号。

42日,《华西晚报》总务主任李代斌(共产党员、民盟盟员)遭特务绑架,受到严刑拷打,特务又炮制所谓的悔过书和脱离共产党和民盟声明,刊登在国民党政权控制的报刊上,为接下来进一步残害《华西晚报》制造理由。(王绿萍:抗战时期暨建国前四川新闻界的控制与反控制,《新闻春秋》2013年第4期,都5页。)

61日夜,特务袭击《华西晚报》,捣毁报社,逮捕了杨伯恺等人,分别关押到成都将军衙门和重庆渣滓洞。

关押期间,特务对杨伯恺等人威逼利诱,要其将民盟在成都的秘密组织交代清楚,杨伯恺泰然表示:民盟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政党,从来没有秘密组织,它的目标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不但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是对的。(赵锡骅:“振笔争民主”的华西报界,《红岩春秋》20032期,第4页)

成都解放前夕,杨伯恺等36名革命志士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其中有13名有民盟盟员身份。

重庆解放前夕,《华西晚报》编辑,民盟盟员唐征九在渣滓洞就义。

南京解放前夕,《华西晚报》编辑,共产党党员,民盟盟员陈子涛在雨花台就义。

最后,用张澜为《华西晚报》的题词,来做一个结束:革除官僚政治,实行民主集权,团结全国贤能,争取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