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7-16]
文章来源:《重庆掌故》典藏版
作者:章创生

   

1945年8月30日正午,骄阳似火,重庆上清寺“特园”豪墅显得出奇地安静。夏蝉时不时拉着长长的尾音,让人于烦闷中又多了几份期待。对于这个通常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私家园林来说,今天却是一种少有的安静,似乎预示着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果然,下午3点,几个稳健的身影出现在“特园”大门前。为首一人便是毛泽东,他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圆顶礼帽。此刻,鲜英和张澜已在大门口迎接。

宾主见面后,毛泽东环顾左右,只见门前绿草如茵,山花如织,赞叹道:“果然是一座名园,真是超凡脱俗啊!”

鲜英谦虚说道:“毛先生过奖了,见笑、见笑!”

毛泽东仰头望着门楣上方的“鲜宅”二字,点头自语道:“笔力遒劲,古朴苍劲啊!”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1938年我第一次到特园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作为中共和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场所。我一提出这个建议,鲜先生不怕国民党的限制和迫害,慨然应允。鲜先生一贯赤诚爱国,多年追随张澜先生为我国抗日民主事业奔走。在鲜先生的热情慷慨招待之下,这里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所以,董老提议众人附和,赠送了鲜先生‘民主之家’的称号。”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跨进大门,来到直通主楼的夹竹桃甬道前。繁花盛开的甬道口上方挂着一块朱红色的匾额。那是冯玉祥将军手书的 “民主之家” 横匾。毛泽东用湖南话高声朗读着楹联: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攻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那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扺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周恩来解释道:“这幅楹联是表方(张澜字号)先生赠送的,而书法则是鲜老写的。

毛泽东连声称赞道:“真是珠联璧合。不错,不错。楹联文采斐然,气势浩荡。佳联,妙联!”

张澜和鲜英连忙谦让。

周恩来接着说:“鲜特老为了抗日,为了民主,顶着国民党种种压力,毅然把自己的特园奉献给民主人士聚会,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孟尝君啊!”

毛泽东点头称是,又高兴地说:“董老赐名,冯将军题字,再配上这幅楹联,可以称得上是特园‘三绝’了。”

宾主坐定后,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对张澜和鲜英的问候。然后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以及六项紧急措施的内容。介绍完毕后,宾主在开怀而无拘束的气氛中畅谈和平、民主、团结话题......

毛泽东第二次到特园是9月2日。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名义在特园鲜宅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鲜英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作陪。走进餐厅,毛泽东风趣地说:“这里是民主之家,我们今天就算回到家里来了。”

当鲜英嘱人端上自家酿制的“枣子酒”后,周恩来举杯道:“这酒在市面上买不到的,可是鲜太太的家传秘酿啊!酒味清香醇厚,大家尝尝。

客人们饮下第一杯酒后,纷纷赞扬不已。

宴会中毛泽东鼓励大家道:“今天我们大家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还要共建‘民主之国’,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宴会后,鲜英大女儿鲜继桢手捧一本纪念册请大家签字留念。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下:“光明在望”四个雄劲有力的大字。

9月14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到特园。

毛泽东向张澜、鲜英介绍了国共谈判情况,共商了大后方的问题、民盟和中共配合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以及联合政府等问题......


鲜英,字特生,四川西充人。军人出生,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侍卫官。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重庆铜元局局长、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络反蒋抗日。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了联合抗日反蒋秘密协定。他心仪实业救国。1921年,创办四川历史上第一张新闻日报《新蜀报》。后来又创办全国闻名的四川蚕丝改良场;参与创办西南最先进的复兴面粉厂......

鲜英是一位少有的传奇人物,他横跨军、政、商三界。为人大度谦和,仗义疏财,处事坚毅果敢,深谋远虑。所以在这三界中总是游刃有余,春风得意,进退裕如。他毕竟在骨子里还是一个饱览群书的君子,多年来他厌倦了上层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争权夺位,特别是蒋家王朝的黑暗专制和鱼肉百姓,所以自1939年后他便淡出仕途,一心只愿专注于实业。

于是便在以前买下的重庆上清寺占地70余亩的坡地上建房,历经数年,建成“鲜宅”,鲜英的字名特生,命名为——“特园”。

在重庆定居后,在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引荐下,他结识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后来经过董必武又结识了周恩来。在同中共领导层的交往中,鲜英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将要在中国创建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这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追求。

于是,他的心中又重新点燃了跟从政治担当社会责任的热望:

于是才有了“特园”成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的历史;

于是才有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三顾“特园”鲜宅的盛事;

于是才有了董必武为“特园”取名——“民主之家”,冯玉祥将军欣然写下“民主之家”的佳话.....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至此,“特园”成了民盟与中共、国民党与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的地方。张澜在重庆期间住在“特园”,冯玉祥、张申府、梁漱溟等也不时借住“特园”。抗战期间,荷兰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曾租驻“特园”,民盟总部迁往南京前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担任民盟中央执委兼重庆市主委)。“特园”成了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统区唯一可以自由讨论民主的安全岛”。

鲜英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因而“特园”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最鼎盛的时候,一天内在特园用餐的人多达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米从南充用船运来,菜由挑夫每天络绎不绝送来。鲜英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招待应酬上,而他本人却乐此不疲,毫无怨言,甚至为了提高家宴的品位,专门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无酒不成礼仪”,还专门自酿了特园枣酒以飨来宾。

1937年11月到1946年5月的重庆陪都时期,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有四个先后在这儿成立或筹建,它们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特园,当之无愧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

重庆临近解放的前夕,中共南方局通过地下党员苏云、马克奇、鲜继坚(鲜英的儿子)向鲜英转达了紧急重托——策反当时的重庆市长兼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策反杨森的四项内容是:第一条,保全重庆。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保证重庆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条,尽一切努力营救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的政治犯。第三条,杨森不去台湾,率第二十军起义。第四条,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

接到重托后,鲜英感到任务艰巨,因为杨森既是他的同窗也是他的仇敌,恩怨皆重,加之杨森老谋深算,智力过人,实难对付。

鲜英第一次去杨公馆,便吃了闭门羹。侍卫官将来客鲜英禀报杨森后,杨森通过侍卫官回复一张纸条。上写:有客来访,恕不留晤。

第二次,鲜英又去杨公馆。侍卫官将来客鲜英禀报杨森后,杨森又回复一张纸条。上写:非常时期,恕不留晤。鲜英看后,沉默了半晌,感觉这杨森已不是过去的杨森了,已成了惊弓之鸟!他在门前徘徊了一阵,发现在大门外的公路旁停放着两辆军用吉普车——凭他的军人直觉,那是军方监视人员在盯梢。他明白了,于是转身迅速离开了杨公馆,打道回府。其实他是做给那些家伙看的。他来到不远处的一棵黄桷树下反倒来监视那吉普车。一直等到晚上近十点,那吉普车开走了,他才又重返杨公馆大门。

总算第三次见到了杨森。

寒暄之后,杨森倒是开门见山说道:“老同学,共产党通过你,想要我做什么?”

鲜英于是将共产党对杨森的四项要求一一摊列出来。并说:“我们都是四川人,绝不能做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一定要保护好重庆!你我两人曾反目为仇,现在不也坐在一起了吗?我们的老同学玉阶(朱德的字号),现在是共产党总司令,过去志向不同,你们有些不愉快,但只要你起义,他也会不计前嫌。鲜英又语重心长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现在正是戴罪立功之时,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杨森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对鲜英说道:“特生啊,我而今已是身不由己。蒋总裁无时不在监视着我。你刚才都看见了吧,那些军用吉普?所以,你说的第一条保全重庆我可以办到。但后果是我难辞其咎,厄运难卜。第二条,营救政治犯,超出我的能力和实权,无法办到;第三条率部起义也难办到,因为我的部队分驻重庆各县,均在蒋介石的严密监视之下无法调动,但我儿子杨汉烈和部下喻孟群指挥的两个师可以在我离开后起义。第四条,活捉蒋介石更是不可能,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处处小心谨慎,无法下手。”

鲜英说:“无论怎样,这第一条你必须办到!否则你将成为千古罪人!”

杨森说:“警察局这边摸不准是否已被老蒋渗透,所以......”

鲜英说:局长李慎宜的工作由我来做!

杨森说:“那好。若是这样,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的两个姨太和七八个子女还留在重庆,你得代我照顾他们,他们的财产由你保管好,行吗?”

“一言为定!”双方满意握手。

鲜英于是第二天前去策反了警察局局长李慎宜,李慎宜是鲜英的同乡和远亲,答应了投诚共产党,一切按党的安排办。

国民党在逃离重庆前,原本安排了销毁诸如发电产、水厂和兵工厂等500多处的要点——将把重庆变成一座瘫痪的死城。然而,最终解放时,山城人民得到的却是一个安全无恙的城市。这除了要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广大山城人民生死保护外,还得永远铭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鲜英!

杨森离走前,果真把他留在重庆亲人的财产运送到了鲜英家,满满一车。

解放时,鲜英的一个远亲得知了这件事,打算叫鲜英将此财产拿出来消费。鲜英拒绝了。此亲戚有怨气,于是向新来的当局告发了鲜英。

鲜英便被以“藏匿敌财”遭到抄家,他的三儿子曾是留美硕士当时回国在重庆大学当教授,一直支持共产党,所以对抄家者态度很强硬,后遭到拘捕,长达几月,名声受损。从此失去了工作,落寞潦倒,直到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朋友来华创业,才有了转机。

1957年,鲜英被打成重庆的大右派(后来也平反)。

1966年,鲜英在重庆、北京的两处住址均遭到抄家,所有文物财产被洗劫一空。“杨森的同党”“藏匿杨森巨额财产”,竟成了他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罪证”!

1968年,鲜英患病中风,后持续高烧不退。家人请求医生抢救治疗。医生回答说:他的身份不好,不能过多抢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鲜英的眼睛合上了。他的家人说,看得出他仍然无怨无悔。他在冥冥之中,永远坚信,他曾经经历的岁月,特别是特园的生活的奉献、追求和理想永远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光!他的“民主之家”的精神将永远庇护和感奋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鲜英的一生,是君子的一生。

君子鲜英,精神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