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9-29]
文章来源:研究室
作者:高辅平

潘大逵(1902年3月-1991年6月),男,汉族,重庆开县人。政治学硕士。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支部主委,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第一、四、五届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文史馆馆长、名誉馆长,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民盟四川省委荣誉主委,民盟中央第六届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潘大逵五岁入私塾,十岁进高小; 1916年夏入南洋中学,在二年级时迳赴北京清华学校就读七年。1924年毕业先到私立青岛大学做了半年助教,又赴东南大学进修政治学。1925年夏天到美国西雅图入斯坦福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习,1927年毕业,获政治学士学位。是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28年,到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1929年获硕士学位,并入诺威奇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半年。1930年4月回国。

1930年9月,潘大逵应校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之邀,到上海法学院任专职教授,兼任政治系主任,讲授《政治学》、《比较政府》、《欧美各国宪法史》、《欧美政治思想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抗战中为万县辅成法学院院长一直到1949年。潘大逵先后还在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厦大学等校兼课;并与王造时、彭文应同办《自由言论》、《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宣传民主,抨击时弊。著有《政治概论》、《中国宪法史要》、《近代政治思潮》等。

1935年12月为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人之一。接着1936年1月初,又为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之一。1936年11月为营救“七君子”,潘大逵参与了救国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先向苏州高等法院具状称:爱国如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束身待质,并守候传讯。蒋介石最后不得不释放了“七君子”。

1937年春,应王造时邀请,潘大逵到南昌在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任教授,与雷洁琼等在该院任教;又任中正大学教授。1938年8月潘大逵回到四川,在成都受朝阳学院、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之聘,任政治学教授,并兼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在此期间,川康绥请主任邓锡侯聘潘大逵为顾问,使他与这位川康地方实力派早有交情的关系更深了一层,并借此每月相约成都名流学者召开座谈会,主张全民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并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潘大逵并陪同沈钧儒通过他二哥大迥关系拜会了邓锡侯及黄(九十五军军长)等,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打下了伏笔。潘大逵利用他个人在救国会和临参会中的声望,在成都地区的大学中多次召开座谈会、讲演会,立论皆以救国会的主旨为主。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发起组织了“宪政促进会”。他还利用机会,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联系。他接受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领导的《星芒通讯社》聘请担任了社长。

1942年秋,潘大逵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1943年经罗隆基、周新民介绍在昆明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闻一多、楚图南、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等筹建了民盟的第一个省级组织:民盟云南省支部,并担任了领导工作。他还参加了由华岗发起和领导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潘大逵和他的同志们经过不懈努力,西南联大等知名的教授如曾昭伦、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以及社会活动家如李公朴、李文宜、缪云台等都参加入了民盟。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潘大逵被选为支部委员,负责联系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的学生,以发展民盟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4年10月,民盟昆明支部召开盟员大会,决定将昆明支部改为云南支部,经选举,潘大逵任委员,分管宣传工作。1945年纪念“五四运动”,潘大逵作了讲演,成功地宣传了民盟的主张,为争取扩大民主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潘大逵还全力创办了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并一度担任社长。民盟云南支部的多种活动促使昆明成为了抗战期中的“民主堡垒”。1944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召开,潘大逵当选为中央委员。潘大逵在重庆参会期间,有幸得以会晤了周恩来副主席,他向周副主席报告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这也成为潘大逵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

1945年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发动、民盟云南省支部积极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讲演会上,由著名的费孝通、钱端生、伍启、潘大逵四教授向到会的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为主的师生5000人作讲演。会上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制造骚乱,在特务的威胁破坏下,潘大逵勇敢地、义愤填膺地坚持把讲演作毕,在独自一人返家途中,特务持枪尾随而至,他机智地呼喊着与特务搏斗,迅速脱身。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人寰的“李闻惨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专函潘大逵,委托其代为慰唁公朴夫人。上海民盟和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王造时等九人亦致函潘大逵,表示极大的义愤和严正的主张。闻一多遇害后,张澜又专函潘大逵深表关切云南民盟同志的斗争。潘大逵在“李闻惨案”后,沉着、机智地应对险恶的局面,忠实地执行了民盟中央的指示。在紧急关头,他临危而不惧,尽力安排好民盟同志们的转移工作以及留昆明同志的后续工作。他自己最后离开昆明赴四川继续战斗。途经重庆,潘大逵还就“李闻惨案”回答了《新华日报》记者问。潘大逵甫到成都,便径直去九眼桥培根火柴厂(张澜暂住在民盟借慈惠堂名义办的工厂里)向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汇报了昆明民盟的工作。

潘大逵一边应光华大学之聘任教,一边不断联络民盟同志。接着又应西南学院之邀赴重庆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潘大逵继续择机座谈时事、讲演,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民盟的主张。暑假中,潘大逵赴上海,向民盟中央汇报工作,奉指示回重庆筹建民盟西南总支部。1948年春,潘大逵应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之邀,任该校教授。潘大逵以教授的身份公开讲演宣传民主和社会主义。特务头子徐远举当面威吓,他也无所惧怕。在此期间,潘大逵还在正阳学院、南林学院等任教授,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做了一定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先后就任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万县辅成法学院院长。

1949年4月,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败退到成都。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作策反工作,成为潘大逵当时最重要的大事。1938年秋,经张志和介绍潘大逵与刘文辉相见于成都新玉沙街刘宅,交谈非常融洽。刘文辉曾在1946年潘大逵由昆明到成都时,还送1000万元(法币)用于支持潘作为民盟西南总支筹备活动经费。1938年,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是潘大逵二哥大迥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邓锡侯曾聘潘大逵为绥靖公署顾问,与邓锡侯过从甚密。到1949年10月下旬,与邓见面时,潘大逵便开门见山地对邓锡侯提出起义的劝告,更加坚定了邓与刘、潘联合起义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潘大逵历任了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第二副部长、民盟重庆市委主委、民盟西南总支副主委;1952年担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奉命与百多个同志去成都温江地区参加土改工作,历时三个月。

1955年潘大逵在1月召开的政协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民盟四川省委主委。1956年2月,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1957年,潘大逵受到不公平对待,“文革”也受到冲击,后来均得到改正。

潘大逵1979年10月,被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12月在政协四川省四届二次会议上增补为副主席。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又被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潘大逵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长,并被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聘为顾问,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1984年2月,潘大逵当选为民盟四川省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年,潘大逵主动辞去了民盟四川省委主委的职务,任荣誉主委。在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

晚岁时期的潘大逵,岁岁皆有作为。他致力于撰写回忆录,他把自己的一生赤忱为济世的情怀和所作所为作一个梳理和总结。这部20余万字的《风雨九十年》终于于1992年出版了。1991年6月26日17时24分在成都病逝,享年90岁。

潘大逵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热爱祖国、不断奋斗的一生;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坚持进步的精神和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