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暴力犯罪要不要修法？
近日大连男孩恶意杀人后免于刑事处罚，引爆社会对未成年暴力犯罪的关注。尤其是犯罪人蔡某虽然只有13周岁，但身高体重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成人，更是引发了人们对未成年保护、处罚、责任的反思。成都民盟参政议政群的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热议了这一事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建议。现将大家的发言梳理如下：
保护受害者vs保护犯罪者
正是由于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凸显了未成年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大家普遍认为，如果未成年保护不能保护受害者，反而保护犯罪者，这样的法律就走入了立法误区，缺乏应有的民意基础。
成都政协机关干部乔森：为了“保护”个别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让更多未成年人和社会付出代价，这种立法思路是不是走入了误区？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我们的立法思想掺杂了一些想当然的、和稀泥的、道德绑架的东西，若不改良，恐怕以后将付出惨痛代价。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法治理念，不能把这种明显违背公平正义的东西当精髓。如果这个案子判无罪，那是对法治国家的极大讽刺，会像南京扶老人的彭宇案一样，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朱小军：无论哪个年龄，我认为最起码的底线都应该坚守。恶意杀人，无论哪个年龄段，都应该伏法。
四川省企业联合会秘书长助理寇大华：保护未成年人不代表应保护已犯罪的未成年人，这娃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成都市政协委员邹平：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还有孕妇和老年人，这些群体的问题已经非常可怕了。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现在谁“弱势”谁有理。
成都市政府参事黄大斌：一些人就利用这种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大量唆使儿童犯罪偷盗，导致受害群众有怨不能伸有恨不能报。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保护弱者的法律，不能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成为不被处罚的利器。老实人才是最弱势的群体。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 不是我穷我有理，我老我有理，我小我有理，我孕我有理，只有“有问题需要解决的人或群体”。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针对所谓“弱势群体”，更多关注其利益表达，而非扭曲违背公平正义。
成都市政府参事黄大斌：多年来，我一直锲而不舍多次向检察院提出，不能因为年龄小而不追究少年犯罪刑律或其他严惩方式，一定要加大社会犯罪成本。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个人认为，当初大推“维稳”与我们议论的话题很有联系。不论对错，稳定为先，催生了很多所谓变通的和稀泥处置方式，让整个社会都向着“会哭的娃儿有糖吃”迈进。
成都市政府参事张尚福：既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我们应该不断完善法律，依法行事，依法治国！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
律师李祝辉：完善立法，良法善治，舆情左右司法要不得。如此左右，社会治理走火入魔。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按理说，司法应该非常独立，和风细雨中独立断案。但是，看看这个案例，蔡某这种体格还算“未成年人”?要安心搞事情，大家都怕啊！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朱小军：执法者不能用“依法法制”去违背公知和良心。法律是否应该为合理的民意服务？
实施管教vs判处死刑
鉴于对该案暴力犯罪能否转好认知的不同，大家认为应采取的处罚也有明显区别，有时观点碰撞、语言交锋还十分激烈，其中不乏哲学本底认知的探讨：
律师李柷辉：可以恢复对“犯罪且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特殊管教学校，费用由家长承担，社会捐赠，国家补贴的运行模式。
成都市政协委员邹平：现在13岁的娃比我们那个时候16岁的还聪明，应该把犯罪年龄调整到12岁。小孩子聪明得很，只有定了法律底线，他们就不敢去犯罪了。
成都市政协委员杨光平：支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周岁。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低至7岁。
成都政协机关干部乔森：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不合理，可以设置阶梯式的惩处，比如14岁、12岁、10岁等，各受什么程度的惩处。
律师李祝辉：刑事责任年龄现为14岁，可以调研我国未成年人发育现状，参照国外立法降为12岁。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焦点不应该是“多少岁合适”，应该是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本源做出选择，判定是将恶魔打入地狱还是将折翼天使挽救。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对于未成年暴力犯罪，应有特别条款，根据当事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等，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成都市政协委员邹平：应该劳改一辈子，不要用纳税人的钱去养，要劳动改造。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薛富荣：每一个生命都该受到尊重，每一个人都有向善的本性，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各种层次的思想观念对人发展的影响，实行真正的因材施教。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单纯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是片面的，都有道理。但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实在无法让人认同人性本善。
成都政协机关干部乔森：不少反社会人格是天生的，部分极端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
成都民盟副秘书长陈进贤：既然认定是反社会人格，在哪里都是危险人物，最好的去处就是终身监禁。
律师李柷辉：极端暴力犯罪多为小错不断，大错不犯慢慢积淀，从量变到质变发展而来的暴力犯罪。及时发现管教、引导，一部分人能做好人。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针对早期的小问题，应当教育，挽救。但是本案例可能突变比例极小，更可能是让全社会代价惨重，会催生更多魔鬼。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应该有一个恶性事件一事一议司法协调处置机制。
律师李柷辉：逻辑上说不通的，个别不能成为破坏普遍规则的理由。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个人认为必须开个弹性的口子，让针对“重大恶性”事件一事一议机制能在法律范畴下有足够空间。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朱小军：很多法院在实际判罚过程中，并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来办，更多的是参照前例，尽量确保自己不犯错。
成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贾晓钦：之前广泛争论拐卖孩子该不该判死刑，也是律师朋友给我讲道理让我放弃死刑的观点。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拐卖，改变了孩子的人士轨迹，给家庭造成巨大伤害。但跟杀人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啊！
学校责任vs家庭责任
针对未成年暴力犯罪形成的环境因素和社会责任，大家的看法也是不尽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成都政协机关干部乔森：养育出这种小孩的家长有很大责任！
成都市人大代表王振芳：我手上就有一个，妈老汉懒得要死，直接带娃娃偷东西，娃娃还自愿顶的案子，娃娃也懒，恼火得很。
民盟武侯总支副主委屈直：学校教育也有缺失。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薛富荣：中国教育从家庭教育开始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全面“功利化”，导致为了应试，什么都可以忽略，失去了教育本身的灵魂和方向。
成都市政协委员邹平：老师的话对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成都政协机关干部乔森：未成年暴力犯罪和受不受教育没什么关联，农村文盲也不会同意杀人犯罪嘛。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只能针对正常人格的学生，对于反社会人格的只有特殊教育机构。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这种极端案例，不是一般的教育手段能够解决的。孩子的监护责任，首先是家长。
四川省企业联合会秘书长助理寇大华：包括他的父母，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帮助擦拭血迹，这就是同犯）。
成都民盟企联会副会长朱小军：家人包庇，掩盖罪行，这个不能忽略。
成都市政协机关干部乔森：这个案子能不能获得民事赔偿？个人觉得，即使刑事责任免除，但民事责任无论如何不能免除吧？
成都市政协委员王劲夫：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民事责任免不了，不坐牢，钱还是要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成都市政协机关干部乔森：这种该罚疼！至少让家长看在钱的份上也得严加管教！
天府新区支部盟员蒋怡：关键是罚多了拿得出来吗？再说受害者家属需要的也不是钱，需要的是命。
律师李祝辉：家长监护责任，依从现行法律规定承担。依法修改法律后，同样依法执行。
成都市政协委员冉鸣：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孩子在学校犯错，有个别家长会到学校闹事，这个应该严惩。
民盟金堂总支主委袁小强：以前学生到校，家长会说“老师放心，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不听话打死活该”。现在谁敢，话说重了都出事。
成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贾晓钦：互联网监管真的不到位，很多在线视屏网页推送的广告，成年人都看不下去。
成都卫健委副处长刘赵峰：极端不认同给犯罪分子找理由的观点。99%的犯罪，都有理由。另外1%是变态。这个案例已经属于变态范畴，为什么不为善良的人找理由？谁的错，谁担责。杀人者死。传播淫秽暴力的，承担相应责任。
编者在整理过程中深为大家的襟怀坦白而感动，也忍不住为大家的睿智敏捷而喝彩，其中展现出的知识性、思想性、建设性，让编者受到深深的启迪和陶冶！由于这次讨论参与面广、讨论点多、跨度时长，鉴于编者的精力和水平的限制，未必完整准确地反应了大家的观点和建议，存在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海涵!（张真华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