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12-11]
文章来源:《群言》
作者:《群言》

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此,我们摘编两篇丁石孙主席为《群言》撰写的稿件及访谈,表达我们的哀思与怀念。

 

谈民盟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解放前,我在上海念大学,和当时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的活动。那时我经常看一本名为《观察》的杂志,上面经常刊登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的文章,费孝通、张东荪这些老盟员的名字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熟知的。尤其是通过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我开始知道了社会学,并逐渐了解到这是一门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起到重大作用的学科。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影响颇深。1948年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费孝通讲授的。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还特地去参加了一次关于社会学的活动,并在会上专门强调了社会学的重要性。

其实,我加入民盟并成为北大民盟小组的组长纯属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大学中的党员并不多,而民盟在大学教授中还有一些影响力,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党组织便通过民盟来做工作。于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下,我加入了民盟。不久,院系调整,我调到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是盟员,考虑到我在盟小组里年纪最小,做联络工作等比较方便,便被推举为小组长。那段时间,民盟组织在北大相当活跃,这其中民盟小组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的思想觉悟也提高得比较快。可能因为我盟务工作干得还不错,当时民盟北京市委会的副主委关世雄还找我谈过几次话,让我在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其实,我当时只是和民盟有了接触,并不算真正懂得民盟的盟务工作。

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非己所长

1986年底,我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以后,我与盟组织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起来。印象中,我实实在在为民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987年下半年,受费老的委托,负责筹备民盟在次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内容与教育问题有关。为了准备这个稿子,我专门成立了由张毓茂、黄景钧等民盟干部及另外两位北大博士生组成的写作班子。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成文。之后由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做此次大会发言,反响不错。

1996年,我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坦率地讲,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因为相较这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自认为还是更适合做个教员。但我认为,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教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这方面,我深知自己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

之后的日子,无论我到哪里,无论是开会还是调研,我都会与基层盟员进行座谈。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更重要的是,从中我更多地了解了盟员的思想情况,掌握了全盟的思想动态。其实,这还是我做大学校长时候的经验。当时,我的校长办公室经常成为中青年教师们高谈阔论的讲坛,而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治校良方。所以,后来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我也坚持这种做法,多和机关普通工作人员聊聊天,了解大家的想法。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随和,大家在我面前讲话从不拘束,至今很多同志还都习惯地称呼我“丁校长”,而不是“丁主席”。我经常说:“不要讲我说的话都是重要讲话。人一生能说几句重要的话,就很不错了。”这句话还被机关同志戏称为我的名言。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和大家平等地交流,不要我说什么话,大家都拿着本子在下面记录,这样交流互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坚持做下去却很难

对于民盟今后的工作,我认为,继承和发扬费老生前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继续关注民生是最重要的。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却准确抓住了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作用,虽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并坚持做下去却很难。但正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中国的现实和民盟的状况,因此自费老提出这句话以来便逐渐被全盟所接受,并作为一个时期以来指导民盟工作的方针。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按照费老的这12字精神开展工作,保持了民盟这支队伍的稳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今天回过头去看,我愈发意识到这12字的精辟和深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希望民盟的同志们在培养自身学习和思考习惯的同时,深刻领会费老的这一思想,并在日常工作中将其发扬光大,推动民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原载《群言》2011年2期

原文标题:往事萦怀六十年

 

谈教育

 

教育的主要对象

 

年轻的一代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但又不能局限在已有的知识之中。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在新情况与新问题面前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探索,去思考。一般说来,青年人有探索新问题的积极性,有不断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我们应加以培养,加以鼓励的。总之,我们在把一些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教给年轻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自己去学习,去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成功与失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能力。

我们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有人学得快,有人则慢些,有人成熟得早,而有人成熟得迟,有人兴趣比较广泛,也有人兴趣比较专一,这些差别绝不能反映一个人今后的成就。因此,学校在作出统一规定的同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甚至可以对某些特殊情形作出特殊的安排。总之,我们要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差异,规定得太死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原则,我认为不仅反映了学术自由的要求,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因之,让年轻人去接触不同的观点与各种不同的理论,能够开阔眼界,启发他们去辨别、去思考、去探索。这样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才能得到发展,得到深化,社会也才能向前发展。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的教育由于与生活密切联系,对人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必须考虑到社会教育的实际,而不能与此脱离。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青年一代去认识社会的各种现象,采取正确的态度,作出正确判断。简言之,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既不能局限于社会的现实,更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是适当地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年轻人一般是关心社会问题的,他们热心于追求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他们要问各种问题,也希望找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年轻人一个极其可贵的优点。在教育过程中应对这种激情与愿望给予鼓励,并加以引导。青年的追求是社会发展一个最活跃的因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社会的希望。

道德品质教育是教育中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教育绝对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我们不能忽视教育的作用,也不能看不到教育的局限性。对于青年人的思想状况要有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找出他们某些想法的根源,用正确的方法来引导他们,这样才能解决他们认识与行为上的问题。脱离社会实际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而空谈大道理,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逆反心理,甚至培养出说假话和空话的人,这就违背了教育的目的。

 

知识与能力   博与专

没有脱离知识的能力,也不可能没有能力而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博与专也是不可分的,把任何一方绝对化都会出现荒谬的结论。

常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数学?首先数学是高度抽象的,数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概念。其次,数学重视逻辑推理的严格性,特别是在得出一个结论的过程中,要分清什么是假定的前提,什么是要证明的结论。我认为,数学不只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科学,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特殊的思维训练,通过学习数学学生可以学到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即抽象的思维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这是其他学科的学习几乎无法代替的。

总之,在教育中知识与能力,博与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没有脱离知识的能力,不具备一定的能力也不可能学会所需要的知识。博与专也是有联系的,知识的广博与对某个专门方向的深入学习都跟能力的培养有关系,这些不能割裂开来,更不应该对立起来。

教师的作用与地位

我认为一个好教师不但要对所教的课程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此外还必须懂得教学法。这样才能既让学生学到真正的本领,又受到高尚人品的熏陶,真正达到教育的全面要求。

尊师重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很好地继承与发扬。尊师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从物质方面看给教师较好的待遇和生活条件,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方面的待遇同样是重要的,他们应该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