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06-04]
文章来源:研究室
作者:陈白尘

   1943年夏,中华剧艺社在重庆站不住脚了。自从它演出《屈原以后,国民党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当时兼管演出剧本的审查)对剧社百般迫害、刁难,无法演出。于是准备“开码头”。正好,成都的《华西晚报》为了筹募基金邀请中华剧艺社前去公演,就此离开重庆,到四川军人还保持一定地盘和势力的成都来了。剧社全体都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晚报编辑部的院子里,和晚报的同人以及同在一个院子里的《华西日报》的同人相处得都很亲密。后来剧社就一直以成都为基地,苦斗了8年。

  1944年,剧社租下三益公戏院,全体住到戏院的后台去了,但我仍留住在晚报的院子里,因为我已兼编了晚报的副刊,成了报社的一员“客卿”了。

    1943年秋冬之际,成都地方上在筹办一份《成都晚报》。张艾丁同志拉我和名导演贺孟斧同志同去参加,由我编文艺副刊。这事后来吹了。但却引起和我同院居住的杨伯恺同志极大的愤慨。这位恂恂长者,是成都报界前辈,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华西日报》主笔,同时对《华西晚报》大概也负有领导责任。他对晚报的负责人大发雷霆之后,立刻又一来找我,劈头就说:“你住在我们报馆里,却让别人拉去编副刊,这成什么话?我来向你道歉。同时请你参加我们工作”于是提出要求,要我为华西晚报》编个文艺副刊,同时为《华西日报》编个“文艺周刊”,而且要我立刻答应下来。他又说:“晚报很穷,钱是没有的,只能供给你食宿,怎么样?”他的坦率,爽朗、恳挚而亲切的态度逼使我这年轻人不敢、也不忍说个不字,便一答应下来。但我那时还从未编过报。华西晚报》不过是张四开的小报,销路也不大,但它的存在,也算是个奇迹。它的过去我不清楚,但从这年冬季起,它公开打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旗号,它的发行人却是一位军,而实际领导它的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黎澍同志和陈子涛同志先后编第一版,包括国际、国内要闻及社论,后来唐海同志也参加过编辑,李次平同志,这位表面上捧着水烟袋、爱听张君秋唱片的旧知识分子式的人物,到解放后才知道,当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编第四版。我编的文艺副艺坛,占

有笫二、三版,除广告外,每天约有5000多字,地盘最大。外勤记者则有黄是云、邹明、车辐、王少燕等同志。

    编报,我是个十足的外行,编排、校对等等技术我都不懂,连铅字的型号也分不清,什么都从头学起。为了画版面,我用马粪纸做了计算行数和字数的标准尺,每天划来划去;为了消灭错字和调整版面,便去排字房拜老工人为师,临时改正。而这副刊从编辑到校对,从文书到会计,就只我“孤家寡人”一个。后来赵戈今同志才来帮忙;赵去后,林兰同志曾做我的助手。但每月约需l5万字的稿子,连同日报的《文艺周刊》,则需近20万字,是够忙的。也许当时自己还年轻吧,并不以为苦。自然,最大的动力还是杨伯恺同志对我的信任。这个副刊交给我以后,他,或者报社其他的负责人从未干涉过我的“内政”,而只是打气。在晚报这两年,虽是个“客卿”,却是

我一生中工作得最愉快的时期。回忆往事,杨伯恺同志那慈祥而又严峻,亲切而又刚直的长者风度便呈现在眼前。但l945年冬我离开成都之后,再也没见到他了。成都临近解放之前,这位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便惨遭国民党杀害而壮烈牺牲了!

    在接受《艺坛》编辑任务之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正进行改组,叶圣陶、李人两位文坛前辈之外,陈翔鹤、叶丁易同志和我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分会的刊物笔阵》停刊已久,难于恢复,分会正苦于没有阵地;《艺坛》的发刊,便自然地成为成都文艺界的喉舌。虽然并无任何决议,《艺坛》在事实上起了文协成都分会机关刊物的作用。而我之所以敢于在杨伯恺同志面前,承担下这个编辑重担,也正是因为有着文协成都分会同人作靠山。也正因此,这个小小的副刊才受到整个后方文艺界的热情支持。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李人、夏衍……等前辈都不时地给副刊寄文章来,其中夏衍同志更是有求必应,每个月都以“韦或”的笔名寄来几篇杂文。诗人臧克家、邹荻帆、邹绿芷、沙鸥……,小说作家沙丁、艾芜、陈翔鹤、碧野……,戏剧家张骏祥、吴祖光、贺孟斧、陶雄……,美术家庞熏、雷圭元、丁聪……,翻译家荒芜、无以、束丝……,散文作家叶丁易、洪钟、刘盛亚……,还有大学教授罗念生、马宗融、罗玉君……等等,都是副刊的支持者。自然,还有一大批青年作者围绕着这个副刊,但我现在很难列举出他们的姓名来了,只记得小说家巴波和诗人孙跃冬都是当时的投稿者。但我不能不着重提到的是这个副刊经常依靠的“班底”。第一位是叶丁易同志,他是三天两天就以其犀利的杂文充实这个副刊和《华西日报》的《文艺周刊》的,他后来出版的杂文集子,多半选自这两个副刊。当时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真编不了这个副刊。第二位是名导演贺孟斧同志,在初期,他也同住在华西晚报社,是朝夕相处的。我的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多幕剧《金田村(太平天国》第一部)和吴祖光同志成名作《风雪夜归人》都是因他的导演而获得成功。他不仅是位优秀的导演,也写得一手好散文,但很少为人所知。因为他只用“叶大军”的笔名为副刊写过不少杂文和随笔。我特别提到这两位比我还年轻的朋友,因为想到他们就很悲痛:贺孟斧同志远在1945年便因贫病交加过早地谢世;叶丁易同志l953年远离祖国去莫斯科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第三位应该提到化名“鼓轩”的庞熏同志,他是画家,但他写的纵谈艺术的小品,文字隽永,每篇不过数百字或百余字,是艺坛上经常出现的“花边文学”。另一位作家刘盛亚,笔名S.Y.,也是《艺坛》的主要撰稿人。他那些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小故事《字旗下》是脍炙人口的。最后,我要提到漫画家丁聪,他不仅为《艺坛》画了许多刊头,而且以《阿Q正传》的插图等等画稿供我随时应用,为副刊增色不少。此外,陈翔鹤、洪钟、陶雄、牧野……等同志,也都是随时被我抓差”的作家。至于我自己,只在副刊上打杂,每天有一二百字空白要补时,则以当天日报新闻为话题,写上三言两语小杂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刺那么一下;这个小栏目叫做《朝花夕拾》,署名随时变换,大概用过“皓”、“江浩”等等。成篇的文章我是不写的。我的戒律是自己编的刊物上最好不登自己文章。

    但在《艺坛》上也刊载过几个特殊“作家”的文章,比如荆有麟,这个被国民党派到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里当坐探的特务分子,以他和鲁迅先生通过信为幌子,一直冒充进步,到处投稿,自然也给《艺坛》寄文章来。文章特点是很“左”,也骂国民党。为此,我曾向文化工作委强会的冯乃超、翰笙同志请示过应如何对付,回答是照登不误,只要骂国民觉骂得有理。但也防上当,警惕他搞“红旗政策。因为文艺界早已识破其面目,不会相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要他骂国民党,哪管他真伪。

    民党的统治是反动的,但并不昏庸。对于这样一份晚,特别是它第一版上的言论,自然是恨之入骨,早想下手的只是当时民主运动高涨,还不敢贸然行动。l945年春,晚报第四版上有篇文章揭露了四川大学夜校的学生的秘密,却捅了马蜂窝。因为该校校长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兼任的,他为了培养县一级的党棍子,让他们都能混到一张大学文,就办了夜校。这批“学生”白天照样做官,晚上却到夜校鬼混一阵,并不读书,实际是个特务培养所。在李次平同志所第四版的一篇文章中透露了这个秘密。那群“学生”便纠集几十人在一个夜晚冲进晚报编辑部,企图绑架李次平同志去毒打,幸而排字房的工人挺身营救,而附近驻扎的川军某部也闻讯赶到,反把这群“学生”拘送到成都警备司令部去。那位备司令严啸虎,虽是川军中的一员,却有意投靠蒋介石,讨好黄季陆,反把这群“学生”放了,而且还向他们赔礼道歉。第二天,这些特务更肆无忌惮地纠合300余人,先砸烂了《华西晚报的营业部,然后又浩浩荡荡地直奔编辑部来进行捣毁晚报负责人田一平同志闻讯先把我们编辑部同人送到川军某部保护起来。但陈子涛同志,这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却单独

在报社不肯离去。正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虽然遭到殴打,却保护了铅字房和印刷机,那群笨蛋特务只捣毁了编辑部的桌椅、墨水瓶及一间木刻字的字架。这样, 《华西日报》才得以继续出版,晚报才有一个向社会控诉的地方。从这场暴乱中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但这位比我年轻的陈子涛同志后来终于壮烈牺牲于雨花台下了

    也是在这场暴乱中,我才认识了李次平同志和他编的第四那个没有刊名的副刊。当天晚上,晚报同人开了一次会,在会上,李次平同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拚死一战的发言,才洗净了我对他那捧水烟袋听唱片的虚假形象,也纠正了我对第四版那种“礼拜六派”印象的偏颇。人和物都是不能用表面形象决定其价值的。他发表的那篇文章不是刺得国民党自我暴露出豺狼本性么?

    国民党反动派毕竟又是愚蠢的,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华西晚报》被捣毁后登报宣布“被迫停刊”,以示抗议。成都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会纷纷声援、慰问,对国民党唆使特务捣毁言论机关这一法西斯暴行提出责问和抗议。连那批特务学生所在的四川大学,是被黄季陆控制得最严的一个大学了,它的学生会也发表声明,谴责这批特务,否认他们是四川大学的学生。用捣毁的暴行来压制民主,而成都的民主运动却愈益高涨。国民党下不了台,才让成都的《中央日报》和《新民晚报》的负责人以“同行”身份出面调停,劝说《华西晚报》复刊,老成持重的田一平同志觉得揭露国民党罪行的目的已达,便劝说大家收兵,宣布《华西晚报》复刊。但复刊的前8天,四块版版面没有新闻,也没有副刊,全部刊登各方面寄来的慰问信和抗议书,以扩大影响,继续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最后,还借用《华西晚报》出版三(?)周年的机会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以答谢各方面的支援。这是又一次扩大宣传的集会,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混进春熙路青年会的露天会场。但他们慑于声势,虽然亲耳听到主人和来宾对特务分子的愤怒声讨,终于夹住尾巴溜走了,没敢有所行动。

    我还要谈到第四版上另一篇稿件。约莫在日本投降之际,有位作者写了十几首竹枝词,内容是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四川某个县的一群贪官污吏的罪行的,其中列述了县长和各位局长的升官发财之道,写得淋漓尽致,不啻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现形记》。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恰巧,重庆和成都的新闻界为争取新闻自由,发起了新闻拒检运动。即声明从即日起所有报纸(国民党官办报纸自然没有参加)的新闻稿和文章都不再送新闻检查机关审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原来是用开放言论自由的空话来欺骗群众的,这时只得无可奈何地吞下了这杯苦酒。我正是利用这一机会,以这十几首竹枝词所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构思了讽刺喜剧《升官图》。

    但我写作《升官图》时,已是1945年10月间了,即日本投降以后。那时我已准备离蓉东下,从重庆却传来我在成都被捕的谣言。大概因此之故吧,作为晚报主持人的田一平同志邀我迁居他所住的觉庐的楼上,以便照顾。就在这寄寓的半个月中,我写成了《升官图》。这时,《艺坛》已经由陈子涛接编了,他一上任便打破了我的戒律,坚持要发表我这个剧本,而且是按日连载。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既辞去职务,只好由他。这样,《升官图》首先冲破国民党的剪刀,于l945年1011月在《华西晚报》的副刊《艺坛》上,与读者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