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在教育界各个层次与类型，从蒙馆、书院，到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张澜都有涉足，都有建树。他的学生遍及四川以至全国，张澜的学生、曾经长期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政协主席的任白戈在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的诗中写道：“嘉陵江上一巨人，才高八斗气纵横”，“海内盟员皆后辈，蜀中学子半门生”。1942年张澜七十寿辰，黄炎培等好友及门生为张澜祝寿，当时仅在成都的门生就有一千二百多名。
一 重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倾向实业”的改革
张澜改革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把兴办实业教育和为发展实业培养人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把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倾向实业”的改革，使普通教育真正能够学以致用，使学生真正成为有用之才，为学生就业准备条件。
1924年张澜在《南充之实业自治》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普通教育的弊病，“前此中小学校授之普通科学，专为升学的准备。苟使小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中学校，中学毕业后不能再入专门学校，则其所学殆全归于无用。所谓学生者，亦遂成为废才，为商不能，学工不可，除勉强充当小学教师外，大多数流为无业游民之人，甚而不是杂入匪徒，即去缘附军队以求生活。”张澜早在九十年前认识到并在局地扭转的状况,现在仍在普遍持续着,改革仍踟蹰不前。
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就把县立中学、县立小学和实业学校合并为一校，内设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中学部以普通中学生为教学对象，分文理两科，开设文、史、数、理和外语；师范部培养小学教师，以原县立小学为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场所；职业部下设农业、工业、蚕丝和医学等专业班。罗瑞卿当年就在农蚕部就读，任白戈就读于师范部。
此外，学校附设农场、工厂和医疗所等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由张澜兼任校长的端明女子中学也进行了改革，下设幼稚部、小学部、中学部、师范部和职业部。职业部开设缝纫、蚕丝、织布、织袜、刺绣等科。这样就使大部分毕业生能直接为南充的实业自治服务，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但是张澜推行的教育改革却得不到官方的承认。四川省教育厅以不合政府规定的教育制度为由，不在学生的毕业证上盖印。张澜说：“他们不盖，我们自己盖！”亲自把毕业证书拿到嘉陵道盖上道尹的印。
张澜这种开创了“四川职业中学之始”的教育改革免不了受到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但他坚持自己的办学方向。后来在1937年他又将南充中学的农蚕部与蚕丝改良场合并，成立“南充职业中学”，1939年又更名为“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成为今天“四川省蚕桑中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正是这些举措，促进了南充丝绸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绸都。
在社会慈善教育中，张澜也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1943年，张澜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尹昌龄（字仲锡）病危时的嘱托，许以就任理事长之职，但坚决不要报酬。张澜在任期间，始终要求对普济院的老人、女婴所、培根孤儿工读所，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并为社会中之生产者。简单说，慈惠堂今后务使女婴所每一个女婴，培根孤儿工读所每一个孤儿，普济院中每一个能工作的老人，都不是“吃饭不做事的闲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所以慈惠堂今后对于孤儿、女婴、老人是要使他们走到职业化、社会化的路。不到五年，慈惠堂有了很大发展。
教育改革必然推动教育普及。南充地方自治施行三周年，南充的国民学校达到四百四、五十所，其中模范学校有40余所，高等小学11所，男女中学各一所，这样的教育规模在四川各州县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张澜同样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的实际能力，提出“手脑并用”的口号。根据这一精神，成大在教学安排方面，对理科侧重于基本理论和实验，文科侧重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尽量多安排自学时间。中文系高年级以导读为主。
二 向对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思想，爱护、保护师生
张澜把德育放在首位，向学生灌输民主、爱国、改造社会的思想。
张澜的教育思想是，以科学知识和爱国、民主精神，培养学生成为热爱国家，追求民主的有用人才。在闭塞的川北，的确起了树立新风和启发民众自觉的作用。张澜鼓励学生勤奋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但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希望学生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张澜的主持下，所任学校都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爱国热情高涨。
1905年，张澜被聘为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务长，后继任学堂总监（校长），他以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办教育，名噪川北。1906年，朱德闻张澜盛名，舍近求远从仪陇到顺庆府中学就读，受教于张澜，深受张澜影响。
1921年，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张澜及进步教师袁诗尧、张秀熟等人邀请老友吴玉章给南充各中小学师生作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以反对军阀专制”的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
1923年5月1日 南充县立中学校庆，校长张澜发表了讲话。会上学生们表演了《农民泪》和《军人血》等革命话剧。罗瑞卿在《农民泪》中还扮演了主角一个青年农民。戏终，全场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劳工万岁！”等口号。
1924年5月，军阀何光烈勾结南充地方劣绅秦童怀等抽收“佃当捐”。时任南充中学校长的张澜，立即组织师生集会，声讨何光烈，会后，他还亲自出面去斥责何光烈。同时，让学生领袖罗瑞卿和任白戈等人带领学生们游行反对“佃当捐”。游行中，正好与催收“佃当捐”的秦童怀迎面相遇，罗瑞卿一声令下，愤怒的学生将秦童怀一把抓住，然后把他痛打一顿，严责其为虎作伥、帮助军阀搜刮、残害百姓的恶行。
1926年创办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本人倾向革命，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希望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要学生“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极力要求学生“积极地研究历史底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以造成一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正是这些做法使进步的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得以迅速发展。使成大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在要求学生积极参加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同时，在反动势力对老师、学生的迫害面前，张澜总是极力保护他们。罗瑞卿等青年学生游行反对“佃当捐”，痛打秦童怀后，军阀何光烈听到消息，暴跳如雷，要张澜交出领头学生。张澜安排罗瑞卿等躲起来，自己出面打理，只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解放后曾任南充市副市长）交给了何光烈。罗瑞卿深深感叹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不受政府镇压，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亲人，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啊！
1928年2月16日，由于张澜在成都大学鼓励、纵容进步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军阀的的忌恨，军政当局借口省立一中反动校长杨廷铨被杀，以肃清共党，维持治安为名，逮捕了成大等大中院校师生约100余人。当日下午不经审判将袁诗尧、李正恩等14人枪杀。
张澜获悉14人已被杀害，万分震惊，立即赶到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讲话中悲愤地揭露军阀残酷迫害革命师生，侵犯人权，破坏学府尊严，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张澜讲：“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在澜尤无以塞其家人之口。”且“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义正词严，指斥当局。“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以自责。遂当场宣布辞职，以示强烈抗议。
成大广大师生敬爱自己的校长，发起“挽张”运动，派代表挽留张校长，成大临时学生会呈文军部，坚请取消通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学生会宣称：长校成大，“舍张校长外，殊若无人”，因此，“特恳……张校长立即复职，以维学府进行，不特同仁学业之幸，西南文化前途，实利赖之”。在广大师生的强烈挽留下，张澜对学生会代表表示：“勉允复职”。
成大全校师生员工还举行了欢迎张校长复职大会，会上他还真诚地劝勉学生，“现当革命期间，固不能不抱有革命的思想，造成革命的人才，但是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
在生死面前，在强权面前，校长和他的师生如此团结，相互支持、保护，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少见的。
1930年，在中共发动的广汉起义中有不少成都大学的学生参与，更引起反动当局挤走张澜的决心。在政治和经费的双重压迫下，张澜决心辞职返里南充，并作诗《梦南溪山庄竹盛长》，反映了当时他的心情。诗题下注有“民国十九年”，“时决辞成都大学校长职。”诗云：
南溪先生抗脏身，一梦蓉城过五春。
石室无惭文郡化，祠堂空拜武乡神。
旧山自种多新竹，此夕情亲似故人。
更有梅花廿株在，归来同结岁寒邻。
